在终南山窥探隐士文化散文欣赏

终南山，是秦岭山脉在古城西安之南的系列山峦，它位于中国腹地，是地理上中国版图的南北分界线。终南山优越的地理环境与独特的气候条件为住山修行的隐士提供了非常理想的客观环境。

在古代，终南山就是士大夫和知识阶层进退朝野，“穷善其身，达济天下”的最佳之地。因为，它北抵黄河，南依长江，西遥昆仑，东向大海，有王者之气。这里有一种气场，能直通人心，有助于悟道修行。难怪著名的佛教居士高鹤年先生在其《名山游记》中写到“名山修道，终南为冠”。

据史料记载：相传西周的开国元勋姜子牙，入朝前就曾在终南山的磻溪谷中隐居，后以八十高龄出山，结束隐逸生涯，辅佐武王伐纣，建功立业，成为一代名相；秦末汉初，有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甪里先生周术，时称“商山四皓”，他们先隐居于商山，后隐居于终南；“汉初三杰”之首的张良功成身退后“辟谷”于终南山南麓的紫柏山，得以善终；等等。这样的历史文化名人，隐居于终南山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

既然提到隐士，那就要讲讲隐士文化。隐士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是传统文化架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文化体系的创立者、发扬者和传承者都是隐士，这类人是在寻求诗意的栖居，是人性本真的回归，是对仕隐情结的一种解脱。如庄子看厌了战国时期大小诸侯的尔虞我诈，便到自然中去寻找自由和逍遥；再如东晋的陶渊明在仕途上倦了，才吟诵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绝美佳句。安贫乐道，就是隐士高洁人格的最为重要的特征。在中国古代，真正的隐士，首先应该是知识分子，是“士”阶层的主要成员之一，而并不是所有寄居于乡野山林，不入仕途之人都可称为隐士。那些向往入仕但却无机会、无能力的人不是隐士；那些没有文化，或文化浅薄的农夫野老也不是隐士。只有那些能保持独立人格，追求思想自由，不委曲求全，不依附权贵，具有一定才德学识，并且是真正出自内心不愿入仕的隐居者，才能被称之为隐士。隐士的“真隐”，其开始也未必不抱有入仕济众的心胸，只是现实的不如人意，因为种种原因逐渐对社会现实和仕途失望，甚至于绝望。于是乎，转而追求个人心性的自由，从而遁迹山林。其实天生对世俗政治毫无兴趣，把隐逸当作始终如一的追求的人，在现实社会中不能说绝对没有，却也是极为少见的。

对于“士人”隐逸的原因，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宋的著名史学家，《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曾经归纳为：“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概括起来即是，看重个性，生命自由，心性纯洁而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追求人生的终极理想，不愿卷入严酷动荡的政治洪流和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对龌龊黑暗的政治现实完全失望，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而避祸，改朝换代后不愿与新的统治者合作，功成名就之后的全身远遁等主客观因素，是隐士“真隐”的最重要的缘故。

当历史的脚步走到魏晋南北朝时，隐士与隐士文化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相继出现了诸如陶渊明、谢灵运以及“竹林七贤”等一大批“真隐”的文化巨匠，他们的出现，不仅使隐士这一群体，更使隐士文化也登上了空前绝后的历史巅峰。魏晋文人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和谈尚玄远的清谈风气的'形成，既和当时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有关，也与当时战乱频仍，尤其是门阀氏族之间倾轧争夺的形势有关。知识分子一旦卷入门阀氏族斗争的漩涡，就格外难以自拔，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当中，就普遍存在一种逃避现实的心理：远离政治、避实就虚，乃至隐逸高蹈。这样的心理，不但赋予了魏晋南北朝文化以特有额底蕴和色彩，同时还为整个魏晋南北朝的精神生活烙下了深深地印记。

多年以前，我在一本书上曾看到过一句话：“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意思是说，有些许能力的人希望依赖于周围的环境，忘却世事，沉醉于世外桃源，这是小隐；真正有才能的人，却是隐匿于市井当中，那里才是藏龙卧虎之地，这是中隐；只有顶尖的人才会隐身于朝廷之中，虽然处于喧闹的时政，却能大智若愚，淡然处之，这才是真正的隐者。

关于隐士与隐士文化的见解，完全是一种见仁见智的理解。可是我想：无论是“仁者乐山”的看法，或是“智者乐水”的看法，都有其合理的存在。无论是“真隐”抑或“假隐”都只是生活方式的不同罢了，不必为此而纠结。因为，生活方式的选择，不仅是个人好恶的体现，更为重要的是快乐、幸福的起点和归宿。

在终南山窥探完隐士以及隐士文化后，我最大的理想和心愿就是：自己能做一个简单、快乐、和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