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和低语散文

李新立是我熟悉的一位西部散文家，他迄今为止的所有作品我都读过。有的详细一些，有的粗略一些。总体上说，李新立的写作是扎实的，有根的，他不狂妄狂躁，也不过于安稳，不善于嗲声嗲气，也不喜欢撕破喉咙。在我的总体印象中，李新立就像是长在家乡大地上一株树，一朵随风漂移的蒲公英，从不离开大地这个生命与生存的根本点，即使偶尔做一次快意飞行，也都是贴着地面，与人间的植物与近身物事不断纠缠，在碰触、附着、别离、进入和回退之间，把自己和他们（它们）最本真的一面暴露出来，把最能触动自身肉体感觉与心灵敏感部位的那些光点、粘连和融合的过程，用最朴实的文字把它们恰如其分地呈现出来。

也就是说，李新立的文字是朴素的，内在的，他显然对那些在人欲世俗及精神裂变当中异化的“写作”怀有足够的警惕。那些标新立异的作品，从某种角度说，尽管新颖，尽管独立，但始终有着过多的“逃逸”“扭曲”的嫌疑。李新立所做的，是一种与自己生命紧密相关的现实记述，是一种与自己心灵高度契合的精神舞蹈。在现实当中，他能做到是深入人间烟火而不拖泥带水，关注心灵而不过份高蹈，即使面对或者陷入某种生命与精神困境，他也能从个人实际境遇出发，用普世的思想与价值观念来做一些艺术性的“化解”和“再造”。

李新立的这种写作方式，我觉得是周正的，是传统意义上“载道”与现代思想中普世价值一种完美融合。在我看来，文学的“教益”功能不是不应当提倡，而是需要另一种方式的创新，需要更完美的“隐藏”与张弛，一味的扬弃未必就是最好的出路，完全摈弃尽管是一条道路，但“破”的勇气与“立”的能力一旦失衡，难免画虎不成反类犬。当下的散文写作，基本上是被一波一波的新实验所垄断了的，努力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找到最佳出路的写作往往“赶不上趟”或者被轻率否弃。以至于散文乃至一切文学门类，正在或已经大面积地失去读者，使得文学在信息和影像时代本该有的一席之地也岌岌可危。

以此深层背景来关照李新立的一以贯之的散文写作方向，我想其价值可能更大，论说的空间也相对宽敞。因此，我可以断定，这一深层背景对于李新立及与李新立们的散文写作来说，影响和制约是暂时的，面对的道路也会因此更绵长一些。写作时绵延一生的个人作为，也是一种渐次铺展的灵魂之路，如果挥洒得过早，或者过于集中，最终也只能穷途末路。有些是无法回退的，有些是无法被停止的，这就充分说明了“物极必反”最高规律与原则。也正因为如此，我对于这种始终带有明确的“理念”并亲身实践的写作之路，是满怀希望的，也是满心欣慰与期盼的。所荣幸的是，当大家都在寻找出奇制胜、一朝名满天下、“赚得钵满”的“不二法门”时，李新立和李新立们就这样，在最不显眼的大地与文学一隅进行着堪称伟大的坚持与创造。

关于这一点，许多同道可能也在做一些思考，但做得彻底的和出色的，我觉得没有几个。李新立这些年来之所以逐渐被人瞩目，在散文界的声名逐渐隆起，我想，以上原因可能是促使这一变化的一个基本要素。最近一些时日，由于忙，没意思的.忙和必须的忙，两个月几乎不着一字，对李新立发来的电子版散文集《低处的声音》的阅读也是断断续续的，总体印象除了上面所述，若是从精神姿态、书写方式与散文品质三个方面来看，李新立的这些作品是有着个己特色的，或者说，李新立的散文作品，远非我们粗略读后形成的那种很粘滞很散漫的粗浅感觉，而是字字句句都能令人心生同感、篇篇章章都能使人心有所然之感的。

精神姿态是天性使然，是从出生就具备了的，童年又是一种催进和加强的过程。因而，文字当中所呈现的“精神姿态”，实际上不是写作者本身可以左右的，它与人之天性、地域生长、生命经历与所受教育的关系是紧密的，相辅相成的。我想，李新立之所以将其第一本散文集定名为《低处的声音》，其中就包含了精神姿态的问题。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李新立从始至今的便生活在偏僻大地一隅，在甘肃静宁那个地方，这么多年来，李新立一直在使用一个普通生活者、劳动者和公民的身份，在附近的城市和乡村行走，这种平民姿态，构成了李新立散文最闪亮的一点，那就是，他在任何时候的心灵与世俗眼光都是平视的和对等的，他从不凌驾，从不对周边事物盛气凌人，颐使气指，始终用一种平民情怀、公民素质来对待，来书写。如他的《长度》《青春》《土堡记忆》等篇章，虽然是写旧事旧物及记忆中人的，出了氤氲的缅怀与惋伤气息外，更多的是从低处的角度，去状写，去理解，去参悟和解读，体现了一种真切的人间情愫和关怀众生的精神姿态。

从书写方式看，李新立的文字素朴如大地随见之物，在他笔下，一切都如原如初，不强加个人看法，也不将某些事物强行为己所用。可以说，李新立的文章体现了“是什么就是什么”的自然主义书写原则。一方面，是李新立尊重他物的一种品质体现，一方面，是李新立一直坚守“平民路线”与“返璞归真”创作境界的艺术追求体现。如他的《低处的声音》《留存在记忆中的小厂》《旧物的光芒》等作品，不论是借助某些“即在”点滴对个人往年生活经验的回忆与念想，还是用回忆的方式触及生命深处的历史经验，都坚持或者做到了尽可能地“还其本原”“述其时实”，不拔高，不隐藏，不隔山打牛，更不追求微言大义，强化主题。尽可能把往事拉到纸面上，铺展在文字之间。

我想，这一种书写方式，于李新立而言，是一以贯之的，但在一贯朴素的基调上，李新立也善于创造和借鉴。文字创造是多面的，多种角度似乎更为立体些，也会使得笔下事物更具有音乐感、画面感和节奏性。在我看来，李新立这本书中的《迷雾中前行》《村庄：非物质构成》等篇是有些突破性的。优秀的写作者，不仅要善于抓实，也要善于抓虚，实是具象的，虚是流动的，如果能把虚实很好地统起来，那么，文章才是起伏的，有度的，给人的艺术享受和阅读快感就越重。显然，这一点，显示了李新立极强的艺术能力，也是他本人在散文当中的一种自我实践。

再一点，从散文品质上说，我觉得，李新立的写作具有一些很强的启示意义。一是写作态度上的严谨性。我个人总是觉得，任何文学作品都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妖”起来。这里所说的“妖”就是妖精、妖怪的“妖”，也是上帝的“妖”，也是人的“妖”，当然还有男人和女人的“妖”。“妖”可以使文章更具有内力，也更有魅力。当然，妖是骨子里的，不是面部表情上的。但在写作态度上，我一直反对“游戏”或者持游戏态度，其中，最令人反感的是“装作游戏”和“制造游戏”之类的作品。在态度上，严肃大可不必，但严谨却是必不可少。关于这一点，李新立做得很到位，比如他的《像尘埃一样漂浮》《大地行踪》《民谣叙述》系列，就有些“妖”味，但在态度上，却是严谨的，甚至是庄重的，他笔下的事物，是大地真理，是时间在所有生命上的痕迹，以及所有事物的发生规律，如果以游戏作之，其必然是荒唐的。

二是叙述上的本真性。散文无论如何得天马行空，神游八极，其根是由真字构成的。李新立的散文，其魅力首先在真诚，其次在本真，其三是真实。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一个是态度上，一个是心灵上的，一个是方法上的。纵观这部散文集当中所有作品，我感到，李新立散文作品的“真”是全方位的，是源于内心和灵魂的真善和美，构成了这些洋洋洒洒的散文作品。是源于对大地诸般人事的真诚之心，才使得这些作品具备了动心动容的艺术魅力。三是思想上的“实在”和“真在”。文字是最见人心的东西，文字也是一个写作者脾性和性情的充分体现，尽管有“文不如人”和“人不如文”的断裂现象，但文字的功能似乎比做人更强大，因为，人身是易朽的、决然的，迅速的，而文字一旦形成，就具备了流传性，不管时间长短，但必定会（在一定范围）传播的，有传播就会有影响，有影响就会有增益。李新立散文所展现的这种“实在”是基于个人思想的一种具体的展示，他文章中那些“真在”素质，其实就是“此刻我在”与对周边人事的一种记录和纪念。

综合以上分析，我觉得，李新立的散文写作已经抵达了他自己想要的某种高度，有了自己的一种区别于他人的品质和“境界”。在甘肃这个省的散文写作圈子当中，由于李新立并非一个善于鼓吹与宣传自己的人，与其他几位潜质与表现已经不俗的散文作家一样，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最近一些令人奇怪的现状是：几乎所有的“明星”都是制造出来的，自行崛起的很少，被媒体和评论家“无私”推介的也不多。当文学与利益、与人情、私情挂钩，写作就是悲哀的，也就只能成为一种自我的“建立”与坚守，扬弃与“固定”了。我想说的是，李新立的散文写作已经到了叫人注目的地步了，他的坚持与进发是卓有成效的，他或许不在乎文字之外的那些水做的花篮和桂冠。他在静宁那片土地上生活和行走，用文字呼吸和低语，也用文字建立和抵达。我想，这种状态，其实是最理想和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如果没有那么多的篡改和凌驾，我想，每个写作都乐意如此，并在此种状态当中，垒砌起自己的梦想与灵魂的宏大宫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