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待进一步考证的村名儿散文

凡天下之万物皆有名，名而皆有因。故，笔者以为本土的广大文史爱好者和专门的文史研究者们，都有必要认真探究一下我故乡——四旗里这个村名儿的神秘由来。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理由很简单，因为到目前为止，对四旗里这个村名儿的由来，形成文字性记载的文史资料，已经出现在了当地的三部地方志话中，且呈三个版本：一是由马蹄沟镇政府编纂的《乡土志》；二是由栾世宏先生编著的《马蹄沟史话》；三是由高子中先生编撰的《子洲县地名志》。然而，凡是出生在和长期居住在四旗里的所有村人，至今却谁也不知道四旗里这个村名儿究竟因何而来。也很少有人知道自己村子的村名儿，居然还能有那么多令人咋舌的神秘说辞。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几乎所有地处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中的陕北村庄，其村名儿皆会根据其住户的姓氏，及其村庄的地形地貌特征——砭、畔、峁、梁、渠、洼、沟等，来为其村子命名的。比如徐家沟，村里十有八九住着姓徐的，村子肯定是在那山沟里。再如杨石畔，村里肯定住有姓杨的，村子肯定是在那石畔上。凡此种种，简单明了，一经呼唤，便可让人对其有个大概的认识了解。但四旗里这个村名儿，却压根儿就不像陕北的村庄名字。它的出现，不仅远远地超出了陕北地区所有村庄为其村子择名时，所遵循的一个不成文的“以姓氏为主，地形地貌特征为辅”的自然法则，而且更超越了这一区域内地名文化元素的整体文化特色。所以，为了使人们不至被误导，不至对四旗里这个村名儿的由来以讹传讹，贻笑后世，我觉得我们本土的文史研究者都应该持以高度负责的姿态，对四旗里这个特殊的村名儿的由来现已形成的文字性记载，进行深刻的思辨与耐心的探考。我想无论结果如何，这都是必须的。

现在我们不妨就看看记载四旗里村名由来的三处文字内容——

第一，在由高子中先生编撰的《子洲县地名志》中，对四旗里村名的来历记载很简单，只有如下一小段文字：

四旗里明朝中叶建村。据说以建村时仅有一户娶有四妻的富户得名，后因人口增多更为“四旗里”。

第二，在马蹄沟镇政府编纂的《乡土志》中，对四旗里村名儿的由来记载也不复杂，仅有如下寥寥数字：

清时有张斌，杨天云，郭正，袁清四个旗王管理此地，他们将土地租给百姓耕种，负责纳粮于国家，故得名。

第三，在栾世宏先生编著的《马蹄沟史话》中，对四旗里村名儿的来历记载则篇幅比较长一些，现录全文如下：

四旗里地名的传说

在马蹄沟与巡检司之间的大理河南岸，有一块宽展肥沃的平川，是个物产丰富、条件优越的地方。

清朝时期，本来这里的百姓安居乐业，自足有余，谁知调来一位贪心官，上任只几天就开始巧立名目狠刮民财，致使当地百姓民不聊生，纷纷外逃。传说，当时管理西川的旗王袁清、张斌、郭正、杨天云闻知之后，便化装成客商，一路暗访来到这里，待他们掌握了贪心官污吏的大量证据之后，便立即亮明身份，将贪心官污吏绳之以法。民心安定后，外逃的人也逐渐回来了，为了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四位旗王又制定了有利于发展农业、促进商业的典章制度，还从外地引进了许多先进的技术，使这里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男耕女织，家家户户过上了平安幸福的生活。旗王们走了，人们为了缅怀他们的大恩大德，便把这块地方取名叫“四旗里”，意为四位旗王明理的地方。

多少年过去了，冬去春来，四季更替，但四旗里地名没有变，四位旗王惩治贪心官的故事传说没有变，平民百姓崇尚先进技术的思想也没有变。十九世纪末，四旗里百姓就利用宽展的平川，长流的河水，修起了渠道，搞起了灌溉，不仅粮食产量大增，也使这儿成了子洲境内最早发展水浇地的地方之一。

纵观《子洲县地名志》、马蹄沟《乡土志》和《马蹄沟史话》对四旗里村名由来的记述，首先引人注意的便是，在这三个版本里清晰可见有两个不同时代背景的出现，即明朝和清朝。其次，让人明白的一个有趣的问题则是，一地村名来历涉及的两朝三个版本的记述，其大体上应是两种说法，即《子洲县地名志》中有关明朝时期的“据说”，和《马蹄沟史话》中有关清朝时期的“传说”（马蹄沟《乡土志》中的记述主体基本上与《马蹄沟史话》中的相同）。而这“据说”与“传说”之间又有很大的冲突与不同，两者的具体内容表述完全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在涉及明朝的“据说”中，无论是纯粹地杜撰，还是果真有出处，仅仅以“四妻”的谐音为由头，即表明四旗里村名的来历，而再未作任何有意义的赘述，反正这是“据说”，信不信全由你。可是，在涉及清朝的“传说”中，就显得有些复杂了，甚至复杂的令人感到有许多的不解之处。我们不妨边看边分析。

首先，那“传说”在清楚地告诉了人们时代背景之后，就点明有张斌、杨天云、郭正、袁清四个旗王，曾一度同时掌管四旗里，清白为官，仁政爱民的事迹。其次即交代说，这里的村人先辈为了缅怀、纪念那四个所谓的“旗王”，才将村子取名为“四旗里”。第三，则是从侧面明确地指出，在那四个旗王还未被这里的村民缅怀、纪念之前，也就是四旗里还未被叫成四旗里之前，这地方居然连个村名儿都还没有呢。但是，这一切有可能吗？我以为绝无可能。因为无论从四旗里村地面上现在突显的那一口口犹如“天眼”一般的古碳窑上来看，还是以周边巡检司、马蹄沟等地方的发展历史上来说，早在明清之前，大理河流域的川道地区——尤其是川道宽展、土地肥沃的美好地段上，早已经就生生息息地居住下了好多姓氏的好多辈子的儿男子孙。而四旗里正是这样，由于其自然资源丰富，不但水石相连，地面宽阔、肥沃、平整，而且地下还蕴藏着两三层储量相当的优质煤炭，因此在周边数十个村子当中，其很早就已成为一个人口兴旺，富甲一方，享有盛名的大村、强村。试想，这样的一个村子，难道还能够长久地没有自己的`一个村名儿吗？

其实，村里现在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们都还依稀记得，在四旗里自然村后庄的庙圪梁上，也就是在村人徐宏明家的垴畔山上，曾立有一尊宋代时四旗里村人修庙祭神的“百人碑”。那碑上全都刻得是赵姓、晋姓人士的名录，而并没有现在居住的徐、杨两大姓中的任何一姓人名。还有，在几次修建和扩建四旗里学校的过程中，民工们曾先后挖出过许多的赵姓和晋姓人士的墓葬。这些铁证，至下说明了这样三个问题：一是四旗里村那时侯就叫做四旗里；二是那时候四旗里居住人口就已经较多；三是显然那时候四旗里还没有居住下现在的徐、杨两大姓。可叹那尊“百人碑”如今早已经不见了踪影，不然所有的“据说”和“传说”，都将不复存在。

现在我们不妨再看看大清朝官员的等级制度，或许从一个侧面就能够明辨其是非。

据相关文库资料记载，大清朝官员的等级分为“九品十八级”，每等有正从之别，不在十八级以内的叫做未入流，在级别上附于从九品。那么在这“九品十八级”以及未入流附于从九品的各级官衔中，概未见设有“旗王”一级的官职。这是其一。其二，清朝满族的社会生活军事组织设有八旗制度，此制度是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正式创立。1601年初建时仅三旗：黑旗、白旗、红旗。1615年因“归服益广”将三旗析设为八：原红旗分为正黄、镶黄二旗；原白旗分为正白、镶白、正蓝三旗；原黑旗分为正红、镶红、镶蓝三旗，合称八旗，统率满洲、蒙古、汉军。各旗当中因族源不同分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满洲、蒙古、汉军同属一旗，旗色亦相同，惟从军、入仕待遇略有不同。八旗人的后代称八旗子弟，又称旗人，后多借指倚仗祖上有功于国而游手好闲的纨绔流氓子弟?。八旗中的正黄、镶黄、正白旗列为上三旗。上三旗内无王，都归皇帝所亲统。兵是皇帝亲兵，侍卫皇室的成员也从上三旗中选用。上三旗之下的五旗：镶白、正蓝、正红、镶红、镶蓝，皆由诸王、贝勒和贝子分统。从以上八旗的管理建制来看，亦未看到有“旗王”一级的官职设置。其三，上三旗明确规定不设王，那么，即便在下五旗中还真的可以设有“旗王”一级官职的话，那也得由诸王、贝勒和贝子们来担任旗王的，而之下的任何一级官员们，是绝对不会有谁敢冒着砍头之罪，甚至是株连九族的灭门之罪，去冒然自称旗王的。再则，假如皇权允许下五旗中的知府州衙可以设有旗王，但为了我们区区一个并不是什么战略要地的小小山村的清明与安宁，朝廷就肯如此轻率地同时派出四个旗王，到此地来捉拿那么一个或许连“苍蝇”也算不上的什么狗屎小贪心官吗？我以为非也。别说是什么正史野史中不会有这样的事，就是那走书诳戏中也断然不可能会出现如此荒诞不经的怪事的。

诚然，《绥德州志》中确实记载有张斌，杨天云，郭正，袁清四人的名号，但其名号后皆未注明他们就是什么所谓的“旗王”的身份。还有，四旗里既不是什么官家的所在地，也不是什么军事要塞，怎么就会突然“调来一位贪心官”呢？而既然有此一说，那就足以证明此地乃官家之地了。但依据“传说”来看，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居然连个地名都没有，这叫官家情何以堪？或许，即便之前有地名，也在“四个旗王”出现之后，就被人们的感恩之心给“缅怀”掉了、“纪念”掉了？

其实，这许多的经不起推敲的问题，足以证明四旗里村名由来之传说的荒谬之处。

而作为村人，为了考证四旗里这个村名儿的由来，除了走访就近长者和查阅周边地方志外，我还曾挨个儿逐字查过许多有关资料。先说村名后那个“里”字。在《周礼·地官·遂人》中有表述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旧唐书·食货志》中便为：“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明史·食货志》中则为：“一百十户为一里，里分十甲曰里甲。”而在《清史稿·食货志》中又为：“凡里百有十户，推丁多者为长。”其实，里就是古代的一种地方行政建制，也是古时候最初泛指乡村的居民聚落地，后来也指称城市中的街巷里弄，如绥德的二十里（此处里为长度）铺、三十里铺、四十里铺等；再如北京的平安里、安贞里、永安里等。

再说那个“旗”字，在《明史?兵志》中却有这样的记载：“所部兵五千人为指挥，千人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这些话在说什么呢？很明显，是在说当时军政机构方面的一个标准建制问题。即从每一机构建制的名称，到所含人数的多少，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如涉及“旗”字的“总旗”和“小旗”，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说，50人为一个总旗，10人为一个小旗。那么，据此史书之记载，是不是就可以把我们四旗里的村名儿，理解成为就是根据这个“小旗”人数的设定因素而得名的呢？我想这很有可能。因为当时的军政不分家，即便我们四旗里不是什么军事要塞和官家所在地，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小小四旗里亦不在外，所以当时完全有可能依据官家建制——“旗”的名称，和村里的人口数字（40多人），而为其命名的。我以为，或许这才是我们那村名儿的一个正确的考证方向呐。

但是，必须切记，这其中还有一个很是令人感到疑惑和费解的问题，那就是在四旗里周边乃至整个陕北，为什么再就没有出现一个以当时这个“旗”的建制而命名的村子呢？就像前述绥德的二十里铺、三十里铺、四十里铺的那样，怎么就不见再有一个三旗里、五旗里、七旗里什么的村子呢？这似乎很不符合一个地方区域性地名文化的历史特征。

另外，涉及“旗”的地名等解读，就是蒙地县级建制的称谓，和前面介绍过的清时八旗建制的演变了。

而关于故乡村名由来之传说，我和栾世宏先生也曾在电话上沟通过。栾先生告诉我说，那传说是他听徐步墀老先生讲的。这我完全相信。因为早在三十多年前，还在远远没有马蹄沟镇政府的《乡土志》和栾先生的《马蹄沟史话》的时候，为了搞清楚故乡名称的真实来由，我也曾真诚地拜访过令我十分敬仰的步墀公。我想，步墀公是我们四旗里村的骄傲，他老人家作为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完全是一个学富五车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他肯定也会积极关注和探究故乡的村名儿的。然而，就像栾世宏先生对我说的那样，当时老人家也给我讲述了所谓的“四个旗王”的传说故事。只可老人家当时把故事讲得根本不复杂，一如马蹄沟《乡土志》中记述的那样简单。当时，我听后的第一感觉就是，我的故乡原本不叫四旗里。那么，故乡原来究竟又叫什么呢？所以，我就又缠着求教老人家，十分渴望老人家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没成想老人家笑眯眯地看了我一会后，却说，后生啊，那仅仅只是个传说嘛，我们村原来就叫四旗里的嘛！

由此可见，无论是马蹄沟镇政府的《乡土志》，还是栾先生的《马蹄沟史话》，其中对于四旗里村名之记述，皆应来自步墀公的口头讲述。但正如步墀公当年告诫我的那样，那仅仅只是个传说，而并非真实的历史。

所以说，对于四旗里这个村名儿，作为本土人士的我们，如有看到或者听到上述的“据说”或“传说”者，切不可将其当做真正的史实，而以讹传讹，误导他人。但对于文史研究者们来说，这事儿却真的值得认真研究探讨一下，尤其是那《明史?兵志》中对于设“旗”的记载。正如我早在我的《闲话故乡出洋名》中对此事结论的那样：尚待进一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