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堡的怀念散文

把青春放进滚烫的铁锅中，烘烤揉制成无数蜷曲的青丝，捻一撮置于沸腾的岁月中，一叶一叶涅槃为一杯绿色的记忆，用心酌饮，微微苦涩中透着的醇香，沁人心脾，回味无穷……

——题记

驻足邬阳街头，向东北眺望，可遥见一堵峭白崖矗立于云天之际，那便是邬阳境内最高的山脉——大门岩。大门岩半山腰有一个村子，交通不便，比较落后，但村名却富诗意——“金鸡村”，孕育着“报晓”的期待。王家堡便是该村唯一的一所小学。

1994年的8月，一纸介绍信便将十六岁的我“发配”至邬阳，再由邬阳教办“流放”到王家堡小学。

陪伴我去报到的是教办的会计，他是一位慈霭的长者。我至今记得他的名字叫罗光银。那天，秋日的阳光其实很温馨，我却满眼的悲凉。四周的山越看越逼促，像要拼命挤拢似的。田野里玉米杆子如脸色蜡黄的病人颤颤微微于干裂的黄土地上。我前行的脚步有些僵滞：“下一站将飘向哪里，我的行囊装着满满的忐忑”。我不甘心怀揣着美好憧憬的教书生涯就这样开始。

一

那时的王家堡小学仅有5位教师，其中有2位是民办教师，1位是代课教师，都是本村中年人；我和小韬刚从师范毕业，都是外地人。学校5个年级，4个教学班，80多名学生，二三年级采用复式教学。由于山大人稀，很多学生在学校寄宿。

那时周末比平日里难熬，学生和本地教师都回家了。我和小韬便守着那歪歪斜斜的两层木楼，呆看着静默的山头。这时寂寞如泛滥的潮水不断地袭来，最后把我们淹没。

有人说“寂寞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寂寞”。那时的寂寞只属于我和小韬两个人。寂寞会让我们神经质般的疯狂。我和小韬会顺着仄仄的楼梯冲上二楼，拼命地敲打生铁铸的铃铛，单调的声音在学校四周的山谷中绵绵回荡，一遍又一遍……用来敲击铃铛的是罩在铃铛下面用绳子系着的一个纺锤状的铁坨。我们长时间发狠的敲击，不但没有击碎它，它的表面却愈来愈光滑。乏了，我们便把手做喇叭状，扯起喉咙对着大山拼命喊叫。有时，小韬会拖长了声音，俨然一副领导的模样：“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县教育局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你们辛苦了……”扯淡！一年中连村干部也没见到几回……我也扯起粗嗓子喊：“各位村民请注意，各位烟农请注意……”声音再大，不会让村民信以为真的，山大，没多少人听的见，听见了的农人也只是抬头笑笑又埋头干活去了。

还是乏味儿，小韬就学刘欢把头发使劲往后一甩（其实小韬没留长发），用充满弹性的声音深情的演唱“弯弯的小桥下面，是那童年的阿娇……”小韬那时快19岁了，戴个深度眼镜，是个多才多艺的小伙子，普通话，唱歌，跳舞样样棒，模仿力极强，且写的一手好文章。再后来，我们都不做声了，默默地回到各自的房间。他大概在看书，吹口琴，写文章或者睡觉。我也看看书，练练毛笔字，或者睡觉。从太阳蹦出山顶一直到山顶上坠落一串星星，我们的周末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瞎折腾！

我们一般不去镇上，因为时常遇不到来往的车，有时遇见拉煤的拖拉机“突突突”的冒着浓烟也觉得是稀罕。如果步行去，先要下山，过河，再翻一座山梁的。有一次，我们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去镇上买回一副乒乓球拍和若干个乒乓球。也就是为打乒乓球，我和小韬在学校唯一的那张乒乓球台上打了一次且只有一次的架。好像是一个周末的上午，为一个球是否过网而争执；后来他用球拍砸了我的背，我去踹他，他把我抱住；然后忿忿然转身闷到各自房间里。到了下午，两人又开始一起做饭，一起说笑。这不是我们的错，都是寂寞惹的祸。有时感觉闹一下反而暂缓了一种无法言说的抑郁！

刚参加工作时，每月工资只有177.50元。有一次，我和他凑了60元为全村的老百姓包了一场电影。放电影的人和设备都在山下的河边一个叫金鸡口的小集镇上。中午的时候就得派一拨学生跟着老师去接。学生高兴地不得了，扛着东西也能飞奔。暮色降临的时候，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拥到王家堡学校凹凸不平的土坝子里，在我的记忆中那是学校乃至整个村子里最热闹的一次了。电影的名字我忘了，反正我和小韬中学时代就看过了。我们照样很兴奋，就喜欢看人头攒动的样子。村民们看电影，我们看村民，在人群中也搜寻着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包括女的。后来也有几个后生、女孩到我们宿舍里来和我们打扑克，好像有一个女孩长得蛮清秀，我们忍不住多瞟了几眼，只是瞟了几眼，连名字都没问。电影散场后就再也没见过那女孩了。

二

王家堡的学生都穿的很朴素。只有几个家长在镇上工作的孩子的衣料好一点。好像三年级有个姓高的学生冬天还赤着脚，但从不感冒。我和小韬给过他几次钱，不多，每次没有超过五元的，有时喊他吃一顿饭。

课间的时候，常有学生把我们叫住，“老师，给！”一双小手递过一捧爆米花或者是一塑料袋的炒干薯片。我们便在阳光下“咯蹦咯蹦”的嚼着，那张张稚气的脸笑了。中午的时间比较长，学生总喜欢把从家里带来的土豆扔进灶膛里，过一会儿刨出来，剥皮之后递给我们吃，他们自己也吃，等到上课铃响，师生的嘴边都抹上了一圈“黑胡子”，上课时谁也没在意。教与学的人是心无旁骛的。

我对学生比较严厉。有一天上午，有个小男孩从教室里跑了。我发动全班学生漫山遍野的呼唤，声音都嘶哑了也不见踪影，我顿时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孩子的父亲闻讯赶来，要我把其他的学生带回教室上课，他自己去找。我不知道家长是在哪儿找到了他的孩子，只知道下午那孩子到学校来要我和小韬老师到他家里去吃饭。我内心里实在不安，执意不去。最后他的父亲来了，并“盛情”邀请我说，“不吃饭，我就告你体罚我的孩子！”。

到他家里，摆满了一桌子菜，火锅里堆满了腊蹄子和腊排骨，在家长的“威胁”下我还得喝点小酒才肯罢休。后来，这孩子的姐姐到学校偶尔给我们送点蔬菜或鸡蛋，小韬暗地里取笑我快当那孩子的姐夫了。说得的`我脸红耳赤，其实那女孩把东西放下就走，没说什么话的。

不需要为伙食担忧的日子是入冬以后。一到周末，家里杀了年猪的学生就要把我们拽到他们家里去。我们开始还试着推辞，后来邀请的学生多了，推辞的程序便自动免去。去了就要吃上几顿，不玩到上学那天不准走，走的时候你还得拎上一大块精瘦肉。学校方圆20多里的地方我们都快吃遍了。本地老师在农闲时也常邀我们去做客，比在学生家呆的时间更长。不仅招待热情，有时还陪着小玩一把，十几元钱几人玩个通宵。已隔十五年了，如果重到那儿，去乔国平校长和乔付清老师的家的路线我还记得，除非搬迁了。

在王家堡的那个寒冷的冬天，我还收到了师范同学委托家住王家堡附近的亲戚给我打的毛线裤。

三

我那时任四年级班主任，教四年级语文、四年级自然、五年级数学、五年级思品。小韬任五年级班主任，教五年级语文、五年级自然、四年级数学、四年级思品。学生在校时，我们过得格外充实。

学生们开始养成用普通话朗读和回答问题的习惯，课余他们会学着老师的腔调背诵精美的文章；学生们开始知道学自然不能死记硬背，要学会实验与操作；学生们开始琢磨怎样写毛笔字，他们围在老师身边看写毛笔字，屏住呼吸聚精会神地看你挥毫；小韬老师吹口琴时身后跟着一群蹦蹦跳跳的学生，他们嘴里也禁不住跟着哼哼。

那年全乡的期末统考，我和小韬所带的科目都在全乡同年级居第一。年度考核填表时，我们把什么及格率，优分率用工整漂亮的阿拉伯数字写在总结中，如农人把粮食堆成小山放进大仓，把猪肉块子熏在架上。我们难以抑制第一次收获的喜悦。在那一年里，我们一边偏激的埋怨社会不公，一边自强进取，小韬的很多篇散文见诸各级报刊杂志，为后来在州晚报社当记者和编辑做了厚实的铺垫。我也开始试着思考农村教育的发展情况，撰写了《换汤不换药的忧思》一文，获得了恩施教育学院征文比赛三等奖。现在重新审视那篇论文，既不深刻也不缜密，但却是我的教育教学探索的开始。

那一年我们拥有了生命中的许多第一次。第一次正式被叫为老师，第一次流泪，第一次看见成片的樱桃花绽放在乍暖还寒的早春，第一次观看原汁原味的跳丧舞“撒尔荷”……

那时年少气盛的我，固执的认为绵亘的大山挤兑了我们的青春，贫瘠的土地廉价了我们的汗水，于是内心里躁动地想逃避。一年后，我们离开了王家堡小学。像小韬唱歌时潇洒地一甩头，以为王家堡从此将从记忆深处消失，心里说，“叶子的离去，不是树的不挽留，而是风的追求！”

我于王家堡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然而，当年王家堡的那些人，那些事儿却如野草般在我记忆的山坳里疯长。我已记不清有多少次梦回王家堡……

有一天，当我把煮沸的水倒进茶杯，看着一撮蜷曲的茶叶，缓缓舒展成春天般的新绿……我忽然明白，青涩的绿叶只经过烘烤和揉炼，才能涅槃为永恒的美丽。

听说王家堡小学在后来的布局优化中撤并了，它的消失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然而却无法将我的记忆之树连根拔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