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花大绑的灵魂散文

我的哥哥今年52岁，已瘫痪32年。他生命的大部分好年华保持着一个相同的姿势：坐着，默默地数着流水一样的时光。那些逝水每一天都在打磨他越来越麻木的心脏和灵魂。我无法冒昧揣测它们已经被磨砺成一种什么样子，可是，他没有疯掉，还活着，就是一个奇迹。

哥哥自小顽皮，而父亲脾气暴躁。我还在母亲怀里的时候，我们仨一起从河南投奔远在青海的父亲。和已经七岁的大儿子生活在一起，父亲看不惯哥哥带着木糊的顽皮，更不能容忍那种开始逆反的不听话，于是拳脚相加，以为棍棒底下出孝子。我至今记得父亲暴打哥哥的情景，有一次鼻子都打出血了。慢慢地，哥哥视力开始下降，小学没念完就被姥爷接回河南老家。姥爷疼爱这个在身边长大的长外孙，每天骑车来回五六十里带着哥哥扎土针，风雨无阻，毫无怨言。姥爷以前当过私塾先生，不知为什么，他没有教给哥哥温柔敦厚的处世之道，反而被哥哥缠着讲了许多三侠五义水浒草莽英雄故事，小小年纪更加桀骜不驯，缺乏理性和智慧光辉。当他在农村生活了五六年重新回来时，乡野纯朴给他带来的是土气和落伍，桀骜不驯则助长了反抗心理，相比同龄人，他单纯而又自卑，顽劣而又空虚。父亲缺乏耐心，不晓得怎样教育子女，他用冷漠、歧视．甚至厌恶，而不是用爱对待哥哥。我们顺理成章可以推知他与父亲的冲突有多不可调和。两年后，哥哥趁一次招工机会离开了这个家。我们都在为他高兴，为他走出去的独立、自由，为他的长大和独自闯天下。只是，他要远走的是位于青海西北部更加荒寒偏僻的冷湖。想想这个名字，都会不寒而栗。好男儿志在四方。那时候的人还有着浓郁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和英雄崇拜，四海为家，豪情满怀，再大的困难，再苦再累也不怕。家里为有这样一个“有出息”挣大钱的儿子终于长舒了一口气。送走哥哥那天晚上，母亲一个人坐了很久。我蒙蒙起夜，昏黄灯光下，母亲还坐在床沿，抚弄整理着什么。然而，哥哥无法适应冷湖的生存环境，就像突然折翼的天使，拖着生病的身躯又一次走进这个家门。那一年，他只有十九岁。

那时候还是公费医疗，冷湖派有陪护并负担医疗费用。哥哥在西宁短暂治疗即转入上海，手术后被姥爷和三个舅舅接回老家。一家人眼巴巴等着哥哥一天天好起来，却辗转听说，手术是误诊。虽然手脚不灵便但还是自己走着去上海的哥哥被背回来，躺在床上，再也没能站起来，所幸他还可以坐，躲开了褥疮折磨。然而，他已失去生活能力，全靠善良的姥姥喂水接尿。哥哥回到老家，冷湖的陪护也就撤回去了。由于哥哥工作不满两年，没能由学徒工转成正式工，冷湖方面解除了劳动合同。尽管后来哥哥依稀想起在钻台上曾经被钻杆击中右肩倒地，但时过境迁，无法追及。三年后，1985年春天，母亲不忍年迈的姥姥日夜操劳，把哥哥接回身边，把工作全部换成夜班，承担起这一副能压死人的重担。哥哥回来两年后我就到东北求学去了，对哥哥照顾很少。帮助母亲照顾他的是比我小四岁、比他小十岁的弟弟。生活的忙乱和清贫让哥哥继续治疗的可能成为泡影。

父亲肩头有一个又黑又大的瘊子，他说那是哥哥。母亲侍候哥哥尽心尽力，我知道，心肠比豆腐脑还要柔软的母亲心疼和她相依为命六年的长子。想想看，母亲在自己的娘家，带着年幼的儿子，父亲在上海，一年探亲一次，那是一种什么情景。我这样揣测也许是对母亲的不敬。哪一个孩子不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对于孩子，母亲不会分彼厚此薄。照顾哥哥，只是哥哥需要照顾。后来我们或上学或工作，过年的时候，天南海北回到家，母亲把手放在胸口说，我这心才合在一起，能睡安稳了。哥哥二十岁瘫痪，他的人生大幕还没有拉开，对未来还满怀憧憬，他要努力锻炼，保持身体正常机能，为将来的康复做好准备。他也不愿承认自己是个残疾人，要过一个人正常的生活。每天，从起床开始，洗脸、刷牙、梳头、抹脸、吃饭、喝水、活动四肢、解手、挠痒痒母亲基本没有闲时候。这些都还不算什么，由于缺少活动又不控制饮水，他的小便次数比一般人多，母亲因此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白天还得一直守在他身边，有事需请假，超时不回，他就尿裤子——这是他拴住母亲的手段；家里炖了一锅肉，他偏要啃骨头，塞了牙要母亲剔，剔不好就发急；有了好吃食，他怕别人吃完，总要母亲给自己留一些；每当做好饭一家人围桌而坐的时候，总是没有母亲的身影——母亲在喂哥哥吃饭。在哥哥，他不愿意母亲吃完饭再喂他；在母亲，母亲说，饭太烫，我一会儿再吃。我们几个小孩子眼巴巴望着母亲，免不了心生怨恨，觉得哥哥一个人占据了母亲；有时候，我替母亲喂他，想让母亲安安生生吃一顿饭，他会说，我一会儿再吃。态度非常坚决。别人没有母亲侍候得周到，他以别人没安好心为由拒绝别人侍候。父亲认为母亲太纵容，他不愿意从母亲角度出发去理解一个母亲慈祥、善良、同情、柔弱、苦命的心，也不愿意去心疼这个从小调皮捣蛋，而今倒霉可怜的儿子，去帮助母亲分忧解难，而是试图用甩手掌柜的态度逼迫母亲——你管不过来就不管了！但是，不让母亲管生病的儿子，除非她被累死！那个瘊子长在父亲肩头，却让母亲一个人扛。哥哥不能去看病，就狠命支使母亲，甚至折腾母亲，母亲从不和我们说。她由着哥哥，像骄纵小孩子，像哄骗，像做游戏，两人之间的小秘密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母亲要上班，还要操持家务，渐渐力不从心，只好选择退休。母亲是家属工，没有退休工资，家里收入顿时减少。父亲一人工资供养五人，根本没心思请假为哥哥到上海治病。况且，哥哥的病，在当时就是棘手的疑难杂症——上海的医生都束手无策。

哥哥每天抓住母亲不放，有他自小形成的依赖感，有让母亲帮助锻炼的企望，也有怕没人管的恐惧。更多还是寄希望于治病。那些年，我和妹妹弟弟一个挨着一个外出求学，父亲上班，家里剩下母亲和哥哥两人一起度过漫长而寂寞的时光。父亲既然是那个态度，他就怂恿母亲和父亲斗，就和母亲怄气，怪母亲不当家，软弱。有时就自己亲自上阵和父亲争吵更多的时候母亲坐在哥哥床边，学会毛线活儿。那些花样翻新的毛衣和薄的厚的毛裤穿在每一个人身上那是一段宁静的日子。波澜不惊流水般缓慢而又沉重。我看不到那一段时光。母亲一定安慰过哥哥。她是怎样安慰的，我也听不到。母亲整天全身心地陪伴，就是最好的安慰！有人说，爱是恒久忍耐。母亲不懂这些大道理，她只知道哥哥需要陪伴，需要爱。昔日伙伴结婚生子，过着一个正常人庸常然而风生水起有滋有味的生活。哥哥听着这一个个消息，内心什么滋味，我无从想象，我甚至没有去想。我还不知道去体谅他无助、落寞、凄苦的内心。

哥哥问母亲，你看我的屁股歪不歪？母亲知道，他还想结婚。可是，我的哥哥他只能愤怒而无望地活着。我放假回来母亲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空洞茫然。我照顾哥哥，有骨肉间的同情，更多成分是让母亲少累一会儿。老实说，哥哥回老家的时候我还小，没有多少印象。在家里，我是作为长子长大的。而他一回来，就经常打我们三个小的。了解家里的情况后，我责怪他不该挑拨父母关系制造紧张气氛，责怪他不克制自己减少母亲的劳累，也试图让他学习点什么以分散注意力。可是，他还能学习什么呢？他与人争吵急了，就用吐沫吐对方。我还不会从他的角度去理解他、谅解他、开导他。有一次我们争吵急了，我刻毒地说，一定是你上辈子做了坏事，老天爷把你的魂儿绑起来了。他恨得牙齿咯嘣嘣响，用头撞墙，拼命撞，拼命撞他恨这个家庭母亲之外所有人，说，等我好了，杀光你们。

年轻的哥哥就这样耗费掉他人生中最美好的十年光阴。1993年父亲退休，父母带着哥哥回到河南。1994年，母亲和弟弟带着哥哥再次去上海求医，终因中枢神经损伤时间太久无功而返。但哥哥认为上海的医生推诿责任，他一直坚信他的神经被压着，解除压迫就会好起来。就和家里闹，当然他只能和母亲闹，有时母亲气得一边喂他饭一边掉眼泪。当我们分别结婚有了孩子，母亲无法分身帮忙，我们对哥哥的病已经麻木，认为那是不可治愈的痼疾，甚至认为他是家庭的毒瘤，盼着他早死。

时间一晃又是十年，母亲已经和当年的姥姥一般年纪，帮助哥哥锻炼已经力不从心，甚至帮他起床都使不上力气，不是闪了腰就是扭了腿。哥哥整天在屋里，皮肤光洁，一点儿皱纹都没有，看上去像一个不丑的大男孩。母亲却日渐衰老。这样下去，后果一定是母亲先死，他后死。我们和哥哥商量，住敬老院吧，两个人都能多活几年。我向哥哥描述了敬老院的美好场景，承诺在家庭条件改善之后一定把他送到更好的地方。哥哥答应了。那是2004年春天。

那是一家规模不小、名字叫夕阳红的私人敬老院，大部分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相对来说非常年轻的哥哥引起人们好奇，对他的遭遇抱以同情，有好心人提供线索说这个病能治。半年后，哥哥要求治病，不然就绝食。这些年，医学不断进步，新的医疗检查手段得到应用。哥哥在上海治病的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CT机只有几台，现在，核磁共振已经普及到乡镇。他的资料时间太久，我带他拍了头部颈部核磁共振，带着他到郑州，郑州的医生说手术康复希望很渺茫。我拿着片子给北京的大夫看，大夫问，这是受了外伤吗？我说：“不是，是颈椎骨被打开六节。当时上海的医生怀疑颈椎椎管里有瘤压迫神经，打开后没有找到，就又合上了。”神经受到压迫，半年内还有手术希望，现在，即使拿掉压迫，也不能复原了。我这样告诉哥哥，他根本不信，沉默着，神情萧索，脸色苍白，眼珠凝固，一动也不动。我知道他认为我在骗他。他只相信那些说他的病可以看好的人的话。

哥哥现在还活着。他的一生已经定论，毫无疑问，他的一生是悲惨的一生。当他二十岁的时候，正要拉起生活的征帆，命运拿开他的双手，把他推倒在轮椅里。他没有谈过恋爱，没有尝过女性的温柔，没有自己家庭的温暖和天伦之乐，也无缘工作和事业，无缘山河风光，甚至无缘友情（但他获得一个母亲全部的爱）。他生病的这三十多年，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些和哥哥没有关系，他的活动空间只在床和轮椅之间。收音机是他了解外界的唯一通道（由于眼睛不好，电视也只能当收音机听）。他不会上网，不会用手机，当QQ、微信把天南海北失联多年的同学朋友连在一起，他还是孤家寡人。我原本答应他当家庭条件好转，会把他送到更好的地方也无从兑现。这些年，我们工资不涨，物价飞涨。哥哥住的敬老院，费用翻了一番。条件更好的公立敬老院，费用之高简直无法望其项背。我不知道哥哥去冷湖的时候有没有人生规划。无论有还是没有，他都不会想到，他的`一生，会是这般情景。

哥哥住的敬老院和我在一个城市。母亲每年都要坐几个小时汽车来两三次。母亲最放不下的就是他啊。每次母亲来，他都要提出看病。康复，是他此生夙愿和最大的梦想。可是，令人悲催无望的是，现在医疗水平的无能为力无情地判处他直到终老的无期徒刑。他必须在床和轮椅之间了此残生。一位医生说：“老先生，你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好好把这个奇迹保持下去。”这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奇迹，谁愿意创造！谁愿意保持！在无数个单调乏味、千篇一律、无限重复的日子里，哥哥饱尝苦闷。苦闷有很多别称：痛苦、厌烦、倦怠、忧伤、无聊，还有，疯狂。哥哥身残志坚苟延残喘没有疯掉，只是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表现在他对康复的永不放弃的信念上。可是，在他目前52年的生命里，竟然有32年在煎熬中默默度过。没有姥姥、母亲、敬老院的护工，他一天也活不安生。如果说他是身体被五花大绑着，毋宁说他的灵魂更加得不到自由。灵魂遭受的痛苦、折磨、摧残、撞击，远远大于肉体。那种希望和绝望之间的须臾转换，真可使人疯狂。他的灵魂依附于肉体，得不到飞升，不会张扬，没有自由和欢乐。我的哥哥他已经相信命运的捉弄，他只是想自己的胳膊能稍加活动，能自己吃一口饭，而不用麻烦别人。

时光流逝，时光多么残酷，漫漫时光中哥哥看不到解脱的尽头，人性本质的脆弱在他那里更多是无奈。时间，真的是医治、抚平或者泯灭一切的良药吗！在我和哥哥讨论命运的时候，他咬牙切齿横眉怒目。我不会再计较。他以前不如意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可是，他告诉我，他咬牙切齿横眉怒目不是生气，是调动思维和调整情绪的一种不可自制的表现。在他心里应该是恨父亲的。可是，这几年，每当我要回去给父亲过生日的时候，他都会反复叮嘱我一定不要忘记把祝福带到。母亲患失眠症，我拨通母亲的手机放在他耳边，他总是说，别想那么多，就能睡着了，晴天出去散散步，注意血压别高哕五十多岁的哥哥知了天命吗？有谁知道他内心的苦寒、死寂与荒诞？当他确信自己没有康复的希望后，他经常说，我早就活够了

在母亲的旧物中，我发现一张哥哥周岁照。哥哥稀巴肚（光着身子）坐着，双腿向前微蜷，露出骄傲的小鸡鸡。那时，他承载了这个家庭多少期冀和荣光啊。凝视他的眼睛，一岁的他稚嫩地凝视着不知什么地方。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那小小的眼神胆怯、深沉而忧郁，仿佛预知了此生命运的悲惨和虚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