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牙齿》散文

　　母亲的牙齿

小时候我总担心母亲丢了，或者被人冒名顶替。每次母亲出门前我都盯着她牙上的一个小黑点看，看仔细了，要是母亲走丢了，或者谁来冒充她，我就找这个小黑点，找到小黑点就找到了母亲，那小黑点是两颗牙齿之间极小的洞，笑的时候会露出来。

母亲每年要去一两次外婆家。外婆家离我家也就四五十公里，但因为跨了省，让我倍觉遥远。母亲出门前我就盯着她牙上的小黑点看，努力记忆得最完整全面，如果回来的是另外一个人，就算她长得和母亲像极，我也要看她牙上的小黑点在不在。

过年前母亲也常出门，卖对联。很长时间里我家都不太宽裕，为补贴家用，爷爷每年秋后就开始写对联，积攒到春节前让母亲带到集市上去卖。十里八乡集市很多，年前的十来天里，每天母亲都得往外跑。年集总是非常拥挤，去晚了占不到好地势；天亮得又迟，早上母亲出门时天都是黑的。如果我醒了，我都要在被窝里伸出脑袋看母亲的牙和那个小黑点。到晚上，天黑得也早，暮色一上来我就开始紧张，如果比正常回来时间迟，我和姐姐就一直往村西头的大路上走，母亲都是从那条路上回来。迎到了，即使在晚上我也看得清那是母亲，不过我还是要装作不经意，用手电筒照一下她的牙，我要确保那个小黑点在。

很多年后我常想起那个小黑点，我对它的信任竟如此确凿和莫名其妙。我确信只有我一个人注意到它，它是证明一个人是母亲的最可靠、最隐秘的证据。我的确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

后来我年纪渐长，事情完全调了个个儿，总出门的是我，念书、工作、出差，我离我的村庄越来越远，进入世界越来越深；我明白一个人的消失和被篡改与替换，不会那么偶然与轻易，甚至持此念头都十分可笑；但是每次回家和出门，我依然都要盯着那个黑点看一看，然后头脑里闪过小时候的那个念头：这的确是母亲。成了习惯。

与此同时，母亲开始担心我在外面的安全和生活。我在哪里，她就开始关注哪里的天气和新闻，一有风吹草动就给我电话，我不知道她是否像我小时候那样，需要牙齿上的小黑点来确认一个人的身份，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母亲总是比儿子担心母亲更担心儿子；我同样可以肯定，在母亲的后半生里，我和姐姐将会占满她几乎全部的思维。

我长大，那个小黑点也跟着长，我念大学时黑点已经蔓延了母亲的半颗牙齿，我不再需要通过一颗牙齿来确认自己的母亲，我只是总看到它，每次回家都发现它好像长大了一点儿。我跟母亲说，要不拔掉它换一颗。母亲不换，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换它干吗？乡村世界里的一切事情似乎都可以将就，母亲秉持这个通用的生活观；我似乎也是，至少回到乡村时，我觉得一切都可以不必太较真，过得去就行。于是每年看到黑点在长大，一年一年看到也就看到了，如此而已。

前两年某一天回家，突然发现母亲变了，我在母亲脸上看来看去：黑点不在了，换成一颗完好无损的牙齿。母亲说，那颗牙从黑洞处断掉，实在没法再用，找牙医拔了后补了新的。黑点不在，隐秘的证据就不在了，不过能换颗新的究竟是好事。只是牙医技术欠佳，牙齿的大小和镶嵌的位置与其他牙齿不那么和谐，在众多牙齿里它比黑点还醒目。我说，找个好牙医换颗更好的吧；母亲还是那句话，这样挺好，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换它干吗？能将就的她依然要将就。别的可以凑合，但这颗牙齿我不打算让母亲凑合。它的确不合适。我在想，哪一天在家待的时间足够长，我要带母亲去医院；既然黑点不在了，应该由一颗和黑点一样完美的牙齿来代替它。

　　热爱正当年，青葱已做汤

我高二时在河南上学，成绩不好，肯定考不上好大学，想着湖北分数线低，就转了户口，去了一所省重点学校。每月只有一天假，和监狱没有区别。

整个中学时代，我就只有一张单人照，整个人看起来就是拘谨、自卑、迷茫的集合体。

而作为转校生，性格内向又不懂当地方言，自然没什么朋友。

那时我唯一的“狱友”就是阿洲。撮合我们成为好朋友的是同样稀烂的英语成绩。

我们合伙买了一套疯狂英语，每天晚自习在教室里大吼大叫，同学举报后被赶出教室，一起在操场继续大吼大叫。

高考英语我89分，他56分。

那时他帮我追过一个妞，那个妞是隔壁班的，短发很俏皮，笑容很俏皮，打扮也很俏皮。

那年的夏天我坐在靠走廊的位置，每次趴在桌子上发呆的时候，都能看见她从走廊经过。

她从没看过我一眼，但我总感觉她走路带着一阵风，有香气的、活泼的、俏皮的风。我把这个唯一的秘密告诉了阿洲，阿洲说她个小，皮肤又黑，你喜欢她什么？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我说你不懂，这是爱情。过几天阿洲打听到那个妞喜欢他们班的班长，一个高高瘦瘦爱踢足球的帅哥。然后我们组织了一场班级足球赛，我作为中卫上场，一个倒地铲把帅哥的腿弄骨折了。

我和阿洲都受到了处分。

写完检讨，我还写了一封情书。很奇怪，我那么自卑的人，居然会写情书。在这封人生中唯一的一封情书的结尾，我写道：被人喜欢总算是一件好事情，请你不要害怕。奇怪，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被陌生人喜欢是一件让人害怕的事？阿洲把情书送到对方班级的时候，他们班男生纷纷站起来以为是过来打架的。

他嚣张地指着那个妞说：嗨，有人说了情话给你，都在信里！忐忑地等了一周，我收到她的回复，总共只有八个字：先抓好主要矛盾吧。开年后一些名校来校宣传，我看见那个妞站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摊位前询问了很久。

中财就成了我唯一的选择，第一志愿，不接受调剂。然后，我落榜了。我记得那天我妈跟在我身后不停地说：咱分数到了，就是没有上专业线，没事儿的，咱可以复读啊。你别不说话啊，这孩子，你说句话啊！

天下着雨，阿洲也考了所烂学校，打电话叫我去游泳，我没去。从此我们再也没见过面。

那个妞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因为性格内向，因为表白被拒，我也不敢去打听任何与她有关的信息。多年后阿洲结婚让我去喝喜酒，我说你帮我问问那个妞叫什么名字啊。阿洲说你还记得呢？我当然记得。

阿洲和那个妞，是我青春剧里的男女主角啊。而青春，就像一场暴雨后忽然从土壤里冒出来的小葱芽儿，迅速生长，然后被掐断，做成一碗热汤，最后化作一滴泪水。我也曾经无数次猜想：她在哪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还有，她叫什么名字呢？

我给她取过一个名字：林小烟，后来我写过的文字里，女主都叫林小烟。

而现在，我的桌子上放着一份简历。

刘慧娟，湖北人，2009年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

出生年月日：×年×月×日

专业：××××

工作经历……

联系方式xxxxxxxxxx

照片里的人就是她，那个妞，长得特别像宫崎葵。

曾经对她一无所知，现在看她的简历就像在听她诉说过去这10年的点点滴滴。

生活真奇妙啊！

我爱的是林小烟，不是什么刘慧娟。

　　胡军，因酒生爱，喝出幸福一生

在《爸爸去哪儿》第三季里，对于节目里五个可爱的萌娃，观众喜爱有加。师弟刘烨曾形容胡军为“糙老爷们儿”。但是，在节目中胡军与儿子康康的相处过程中，观众们这才发现，这位“硬汉”不仅硬气而且细腻。而对于胡军的老婆卢芳，观众更是羡慕。

说到胡军与卢芳的认识，竟是因酒生爱。胡军从中戏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他跑了几年龙套，才获得了做男主角的机会。自己做了男主角，自然对跟自己配戏的女主角比较好奇，他私下里打听了一下，原来女主角是比他晚三届的中戏师妹，叫卢芳。

有一天排练结束后，胡军请卢芳吃饭。喜欢喝酒的胡军忍不住了：“我想喝瓶啤酒，可以吗？”卢芳大大咧咧地说：“喝吧，这有什么呀！”胡军要了一瓶冰镇啤酒，喝到一半的时候，卢芳对他说：“我陪你喝，怎么样？”胡军愣了一下，拿起杯子准备为她倒酒。卢芳说：“你喝你的，我再单独要一瓶。”

就这样，两人你一杯我一杯地喝起来。两个小时过去了，胡军去结账时，发现两人一共喝了16瓶啤酒。胡军体会到了什么叫酒逢知己千杯少。饭局结束，卢芳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去了。

那个时候，卢芳还住在单位的宿舍里，胡军越想越担心，一个醉酒的女孩子，大晚上的，太不安全，他迅速地拦了一辆出租车赶往卢芳的宿舍，敲开门，他发现卢芳正神情自若地坐在沙发上，边织毛衣边看电视。

此番之后，胡军对卢芳真是刮目相看，淑雅又海量，真是一个“奇女子”。而卢芳对胡军的好感也多了起来，她发现，这位师哥不仅表演厉害，看着是位粗犷的汉子，却有着一颗细腻的心。

一来二去，两颗心靠得更近。胡军永远记得卢芳第一次在宿舍给他做过桥米线的情景。虽然只是一道简单的米线，准备工作却如一场晚会般隆重：用瓦罐装上鸡汤，盖上鸡油，放到酒精炉上，桌上已经摆开了8个大盘，里面分别是片得纸一般薄的猪肉、菜心、猪肝……中间的大海碗里一碗白生生的米线。

这是胡军第一次吃米线，他还没有从视觉的震惊中反应过来，鼻子就嗅到了一种亲切又陌生的酒香。卢芳竟然从床底拖出了一个硕大的玻璃酒罐子，里面泡着半罐色泽明黄的水果。卢芳说这里面是云南特产的山梨，最适合用来泡烈酒，醉了也不上头。

两人就着一罐过桥米线，每人喝下了半斤多山梨酒。1999年年初，胡军和卢芳去意大利参加电影节，路过罗马广场的时候，胡军忽然跑去买了一束玫瑰，单膝跪地，像骑士一样在众目睽睽之下向卢芳求婚。广场上的老外用最热烈的掌声喝彩，而卢芳赶紧答应下来，用她的话说：“当时就觉得太丢人了，就想着赶紧答应下来，让他起来。”

结婚后，如果碰到问题，他们约定了一个最直接的解决办法：有了矛盾要吵，过错方也不必勉强地来说道歉，自己下厨房做上几个菜，摆上一瓶酒，叫对方一起吃饭，心照不宣地将那些说起来有些惭愧的道歉话用酒代替。可偏偏在这样的对酌中，道歉的话越发说得情深义重。酒杯一端，两个人的话匣子都能很快打开，聊得无边无际。到了最后，都完全偏离主题，犹如他们第一次喝酒吃饭，重新回到初恋的感觉。

疾病城市之拉穆那那城

拉穆那那城是谷木城外围的七十七层疾病圈之一，这里的人患有失忆症，他们忘记了自己是从谷木城来的，以为这是一座独立的城市，并把它命名为“环城”，但是久而久之，他们连“环城”这个名字也忘掉了。被问到这里是什么地方，他们喏喏地答不上来，于是人们根据他们咕哝的声音，管这里叫“拉穆那那”。

拉穆那那城居民的生活总是充满惊奇。从春到夏，每一天都有人“忽然”看见，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从秋到冬，每一天都有人“忽然”意识到，燕子好像飞走了。一个人总是再三发现他养的黄猫右脸长着一根黑胡须，还有人总是在同一个不起眼的台阶上崴脚。父母不记得孩子的生日，孩子自己也不记得自己的年龄。不只生日，在拉穆那那城，一切纪念日和节日都不存在。每年冬天第一场雪降临的时候全城放假狂欢，第二场雪降临时又回到工作岗位。有时候两场雪之间只间隔一天，于是这一年，他们就休这一天的假。在这里，必须保证生活尽量简单、尽量有秩序，用习惯来维持城市的正常运转。一旦搞得略微复杂一点，人们的头脑就跟不上了。

拉穆那那城的政治是最混乱的，一个选民持有某种政见，被另一政党用论辩说服，等到真正选举的时刻，他又忘了自己已经被说服了，照旧按照曾经的想法投票。要真正改变一个拉穆那那人的思想非常困难，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尽管他们也有可能突然之间把自己观点的论据忘记了，但是令人惊诧的是，观点本身却不会从他们头脑中消失，而是成为一座莫名其妙地浮在空中的楼阁，且因为缺少地基，使人更加无从攻击。所以拉穆那那城史上最伟大的二十名改革家，其中有十七名不是成了虚无主义者，就是干脆自杀。——或者是十六名，或者是十八名，或者是他们全部。拉穆那那城的历史记载也是不可信的。

在另外一些层面，尤其是纯感性的群体记忆上，拉穆那那人又极易受到他人左右。据说某年春天，有个安卡基里亚人发现了商机，来这里推销柳树皮做成的口哨，鼓吹这是“童年旧物”，竟然倾销一空。要知道拉穆那那城根本没有柳树，从来也没有过，但是没人觉得这种小小的自相矛盾有什么大不了的。柳树可能枯死了，可能被砍掉了，谁在乎呢？

夏至到来之前，安卡基里亚人就离开了这里，不是因为没有树皮哨可以卖——只要愿意，他可以随便弄些小玩意儿来冒充怀旧玩具，照样赚得盆满钵满，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已经感染了拉穆那那人的失忆症，他开始算不清账，丢三落四，拿不准自己妻子的名字。趁着神智还清楚，他果断地离开了。

然而并不是每个外乡人都有安卡基里亚人的理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或早或晚，被拉穆那那人同化，忘记归乡的道路，继而忘记自己的故乡。他们还以为自己是在这座环形的城市里，吹着柳树皮口哨长大的。

拉穆那那城，一座复杂的城市，每件事都不可信，每个人都是一个谜。他们的方言里夹杂着无数种口音，他们共同信仰的神有数不清的名字。

拉穆那那城，一座简单的城市，生活既规范又平静。统一供应的工作餐永远吃不厌，循环播放的电视剧永远那么精彩。

拉穆那那城混合了真实与虚构，既顽固不化又瞬息万变。明天，它或许不再叫“拉穆那那”，或许它从来没有叫过“拉穆那那”，或许它不是环形的`，或许它没有病，或许柳树曾经簇拥着这里的每处公园和街道。或许二十名改革家不是自杀，而是被处死。或许安卡基里亚商人没有离开，而是成为拉穆那那城的一员，日复一日地向旅人讲述着这个他以为是别人、其实是他自己的故事。

好人的心是一朵花

母亲是个好人，她见不得别人的痛苦与苦难。见人有难处，不管认得不认得，都要伸出援手。有好多次，母亲因帮助别人而上当受骗。我们做儿女的，经常劝导母亲，要“吃一堑，长一智”，别再在做好事这件事上“摔跟头”。而母亲呢，仍我行我素，并没有因做好事吃亏而接受“经验教训”，对人仍是一副热心肠。

“一朵花，会因别人一两次有意无意的踩踏，就不再散发出香味吗？”每当我们劝导母亲时，母亲就会对我们这些做儿女的说这样一句话。

母亲的话，也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最终明白了，好人的心，就是一朵花，一朵芬芳的花，哪怕是受到了别人的伤害，那伤口处，溢出的，依然是那纯正的芳香。

　　那悲伤藏得那么好，不愿被看见

麻木先生是个严肃的人，大多数聚会的场合中，他都摆着一张冷漠僵硬的脸。

别人开玩笑时，不管在场的其他人笑得怎样花枝乱颤，他也只是轻轻地嘴角上扬，随即笑容便消失了。麻木先生偶尔也会讲个笑话，试图融入其中，但每每都以大家尴尬的呵呵声结束，还伴随着一身毛骨悚然的冷汗。

比如有一次，我们一起在一家上好的西餐厅吃饭，麻木先生一边切着三分熟还带着血丝的牛排，一边乐不可支地说：“最近看了《人体蜈蚣2》，真是太不科学了，除了第一个人能汲取营养和水分以外，后面的人都要靠吃屎活着，连尿都喝不着，哈哈哈……”

现场一阵诡异的安静，只有刀叉刮过盘子发出犀利的响声。

“最前头的人可以吃饭，最后的那个人可以排泄，中间的人最可怜。”麻木先生突然灵感一现，抬头看着大家，“哎，如果换作你们，你们是愿意吃饭还是排泄啊？”

大家沉默，操纵刀叉的手也停在半空。

许久，才有一个朋友张口解围说： “吃饭，呵呵，吃饭好，你看，咱们不是正吃着饭嘛。”

众人皆呵呵，麻木先生得到答案后，满足地低头继续吃起来，切割肉的手法娴熟。

那顿饭，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价格，换来了一晚上的肠胃不适。

哦，忘了介绍，麻木先生是我们的好朋友，是一位非常权威的脑科医生。

麻木先生有一颗胜不骄的心，纵使学术上战功赫赫，纵使我们对他万般崇拜，他对朋友们的态度一直是温和的，不露半点志得意满。

我们喜欢他，除了他人品不错以外，还因为谁都希望自己的圈子里有个挥斥方遒的医生朋友，起码看病可以走后门挂号呀。

而他也喜欢跟我们在一起插科打诨，他说他庆幸自己血淋淋的日子里还能有我们为他增添色彩，尽管他的笑话既生硬又恐怖，但大家也都不在乎。

我们总以为我们足够了解麻木先生，总以为他就是一个手起刀落、满腹医学理论的冷面笑匠，这样的想法一直持续到麻木先生的母亲生病住院的时候。

麻木先生大三那年，他的爸妈突然闪电离婚，传说是麻妈在外面有了别的男人，所以执意离开他们，但具体原因到底是什么，谁都不知道。

麻妈一走就是八年，直到前年麻木先生的父亲去世，麻妈才再次出现在麻木先生的生命里。

对于那段过去，麻木先生和麻妈都只字不提，他们的关系一直都淡淡的，很少说话交谈，麻木先生也很少在我们面前提及他的母亲。

麻妈生病的时候，正赶上麻木先生最忙碌的时候，好几天都见不着人。

我们带着麻妈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检查，很不幸的是，最后的化验结果是脑癌晚期。

朋友把这个悲恸欲绝的消息告诉了麻木先生，他的脸色平静得像一汪湖水，没有任何波澜，看过病历后，他淡淡地说：“安排病人住院吧。”

我们有些震惊于麻木先生的冷静，可又想到他在医院工作多年，见惯了生老病死，或许真的比我们更看得开些吧。

麻妈住进了麻木先生的医院，主治大夫便是麻木先生本人。

我们几个朋友排了班，轮流去医院照顾麻妈，并不是我们有多古道热肠，而是如果我们不去，麻妈通常都是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躺在病床上的。

有一次我们去看她，才发现麻妈打着吊瓶行动不便，已经憋了一个小时的尿。

麻妈入院之后，麻木先生从未在床前照顾过她，他每天带着实习医生例行巡视、检查、提问，对待所有病人都一视同仁，没有人知道麻木先生是麻妈的儿子。

朋友们好几次想劝几句，但都被麻妈拦下了，每次她都用那双日渐混浊的眼睛盯着天花板，语气缓缓地对我们说：“算了，算了。”

麻妈的病越来越严重，她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所以每次麻木先生巡房的时候，她都紧紧握住麻木先生的手，不说话，却满眼的悲伤和哀求。

我们都不再劝说麻木先生了，只是安静地守在床边，时刻准备送麻妈最后一程。

在一个暴雨倾盆的下午，正赶上麻木先生上手术，麻妈等了他整整一天，终于还是耗尽了最后一口气，撒手人寰。

“我累了，等不了了。你们都是好孩子，所以请你们……请你们帮我转告他，对不起，请他原谅我……”

这是麻妈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看着躺在太平间、身体已经冰凉僵硬的麻妈，麻木先生在那里站了许久，最后默默地把白布盖起来，转身离开了。

在那之后，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麻木先生。

后来的一次饭局上，他再次现了身，依旧如以前一样，一张冷漠僵硬的脸，笑容轻微，转瞬即逝。

几杯黄汤下肚，麻木先生有些醉了，这是这些年来，我们头一次看见他微醺的样子，眼睛发红，眼神迷离。

他晃晃悠悠地站起来，举着酒杯走到我身边坐下，含含糊糊地对我说：“极光，我特别想对你们说声谢谢，谢谢你们在我妈弥留之际，不离不弃地守在她床前，我没能尽孝，没能送她最后一程，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