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的记忆散文

城市是有记忆的，它把生活在城市里一代又一代的人当作过客，却把自己的过去和现在留在记忆里，随着城市的脉搏跳动，然后任由过客口碑相传。

酒泉就是这样的一座城市，它在祖国版图的西部，千里河西走廊的西端，是镶嵌在荒滩戈壁上的一片绿洲。所以，酒泉的记忆既古老又新鲜，像大漠上打着呼哨的风，来往回旋，只要祁连山的雪水永不枯竭，记忆就会长存。

我就是这座城市的过客。将近四十年前，我在玉门当兵，酒泉是经常流连的地方。那时的酒泉并不大，城中心有一座最早建于晋代的鼓楼，顺着鼓楼往东走，不远就看见右边有一片用篱笆和铁丝网围起的破旧园林。从外向里望去，能看见一口枯井，井台也并不高，周围都是枯草，让人看着凄惶，可就是这口井，将酒泉的历史清晰地呈现出来，并让人接近了一个天纵奇才、少年英雄。

枯草飒飒，于是你就听吧，秋天戈壁的风开始向你吟唱——

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河西地区还是匈奴的驯马场，这个强悍的北方游牧民族常常从这里出发，南下侵劫中原，威胁着汉朝的安全。汉武帝刘彻继位后，国力恢复，为此刘彻发誓要以军事手段彻底解决来自北方的威胁，结束被迫向匈奴和亲和输送财物的屈辱历史。就这样，一代战将聚集到了这位帝王的麾下，疆场杀敌，建功立业，其中霍去病成为一颗闪亮的将星。

霍去病当然是立了大功的。他17岁随舅舅卫青出征，直捣匈奴龙廷；19岁两次率兵出击河西，长途奔袭，直抵祁连；22岁参加漠北决战，饮马瀚海，封狼居胥。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古代军事史上，如此少年英才似乎绝无仅见，而他也留下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千古佳话。

在酒泉的记忆里，霍去病二次出击河西后，彻底打开了中原通往西域的大门，汉武帝刘彻大喜，立即吩咐赏赐御酒。就在霍军返回走到酒泉的时候，御酒送到，可是毕竟千里劳军，人多酒少，霍去病不好独饮，于是命军士将酒倾入泉中，然后再汲泉中之水与众将士共饮，庆祝胜利，历史由此留下了酒泉的佳话。

对于一座城市的诞生，这是一个血光中的浪漫故事，充满了胜利者的豪气，但事实确实如此。自那以后，汉武帝在河西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而酒泉作为河西重镇，丝绸之路经过这里，前行不远就分为两道，南道出阳关沿阿尔金山、昆仑山北麓经楼兰、于阗、莎车到达疏勒；北道出玉门关沿天山南麓经车师、焉耆、龟兹到疏勒与南路汇合，之后翻越葱岭前往南亚、中亚、欧洲并最远抵达地中海沿岸。

有人说这个故事难辨真假，但我却情愿相信这是历史的细节，并已经深深刻在了酒泉的记忆里。在陕西咸阳茂陵，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刻就生动地记录了这位少年将军的一生事迹。他似乎天生就是匈奴的克星，他率领骑兵远途奔袭的军事创举特别是一生六击匈奴，杀敌11万，直至“封狼居胥”，这一巨大功绩，成为后世历代军人的最高理想。可惜这位少年将军，年仅24岁因病去世，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酒泉还记得，同样是历史的细节，距霍去病征战河西整整两千年之后，晚清重臣左宗棠以64岁高龄抬棺平定新疆之乱，指挥他的湖湘子弟兵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击败阿古柏，收复新疆。也许他也有感于霍去病的功绩，驻节酒泉期间，他把霍去病的倾酒之泉围了起来，修建了中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公园——酒泉公园，并动员军民在河西沿途广植树木，被后人称之为“左公槐”、“左公柳”。我在玉门的时候，大院里就曾有左氏种植的一棵槐树和一棵柳树，须两人才能合抱，荫庇了半个院子。多年之后，我再来玉门，这里只见高楼成片，古树已无踪影。

其实，千里河西不仅是冷兵器时代的战场，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近代以来这里也是战事频繁，特别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这里曾经上演了壮烈的一幕。秋风呜咽，祁连低头，这是酒泉最为伤感也是最为痛苦的记忆——

红军长征在甘肃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五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西渡黄河作战，旋即，按照中央指示组成西路军，执行“接通远方”的任务。自此，这支没有根据地的红军部队，在河西走廊的狭长地带，面对数倍于己的马家军围堵，陷入了艰难的征战之中，最后经鏖战倪家营，浴血梨园口，终于导致失败。在酒泉的安西，以李先生等人为首的西路军左支队以疲惫之师进行了最后一战，鲜血染红了疏勒河水......

是的，我知道，这是一段惨痛的记忆。在河西地区，大部分西路军战士抛骨戈壁沙场，魂魄与西风相伴，最后只有少数被营救返回延安，这当中就包括安西突围后进入新疆的400余人，此外还有一部分战士流落在甘肃、青海等地。那时，我在河西的`任何一个村落，只要看到满脸皱纹、带有川陕一带口音的老汉或婆娘，心中就不由充满敬意，因为那很可能就是当年红西路军的老战士，在他们身上有着许多令人热血沸腾的故事。

有一个人，酒泉永远难以忘记，那是关于一个战士的经历，他叫熊国炳。每当想起，酒泉总是难以抑制心中的伤感，伴着西风发出不断的呜咽。

熊国炳是四川通江人，那是共和国不该忘记的地方，土地革命时期，通江有4万多人参加了红军，是著名的“红军之乡”。熊国炳曾当选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后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后，长征结束后奉命参加西征，与陈昌浩、徐向前等人同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1937年3月西征失败，与李先生、王树声等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在敌军的围追堵截之下，熊国炳不幸被俘，他化作伙夫脱离险境，带着严重伤病沿途乞讨到达酒泉。从此，熊国炳化名张炳南，流落在河西古城，靠打零工、摆小摊谋生。

酒泉永远记着1960年10月底的一天。那年的冬天河西走廊格外寒冷，风雪吞噬着酒泉城，熊国炳全家饥寒交迫，实在没有办法，他硬着头皮前往政府申请救济。遭到拒绝后，他回到寒风刺骨，滴水成冰的街头，彳亍前行，可是没走几步，就蜷卧在酒泉公园的门外，眉须上冻满霜雪，奄奄一息。当天，这位身经百战已经62岁的原红军高级将领，隐姓埋名20多年之后，闭上了眼睛……

一代红军将领竟然在共和国成立后冻饿街头，这事令人听来不禁扼腕。多少年之后我翻阅当地的史料，那上面竟然只写着“去世”或“病死”。我想，明代的商船沉入海底，隔了几个世纪还会有人千方百计打捞，可是曾经担任过中国土地革命时期川陕省最高苏维埃主席、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的熊国炳，从中国政治舞台悄然消失却少人问津，这难道不令人悲哀么？

事实上，西路军在荒滩戈壁苦战4个多月，以巨大的牺牲支援了河东红军的行动，功不可没。然而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西路军的历史在很长时期内得不到应有的评价，致使很多老战士与熊国炳一样带着遗恨离开人世。

老红军张庭富曾经担任过川陕省委第一任妇女部长，长征途中，经徐向前等人介绍她与熊国炳在毛儿盖结婚，参加西征后因部队被打散被俘，经人营救逃出，一直流落在高台，后与他人结婚。这个经历与熊国炳相似，因传言妻子在临泽战死，他在几年后经人劝说与一个当地妇女结婚。酒泉与高台近在咫尺，熊、张两人至死未能相见。多年前，已经90多岁的张庭富偶然知道了熊国炳从被俘到去世的经历，犹如晴天霹雳，老人感慨万千：“原来他没有死，我没有死，近在眼前，都不知道，还各自结婚了，这算什么，是谁造的孽呀？”

当我知道这个故事后，唏嘘不已：人真像一叶浮萍，在风雨中颠簸，不知命运会把他带到哪里。这也是历史的细节，只是酒泉对此吞吞吐吐，任由城市的过客评说。它也很无奈，政治的风云变幻，有些人、有些事就是在这当中变换着色彩。好在今天酒泉变得更加大度了、气派了，也更加漂亮了，更乐于在记忆的深处留下一些历史的细节，就像过去的酒泉公园，如今已经改建成深藏着历史底蕴的泉湖公园。

我把人称为城市的过客，我觉得这是很恰如其分的。历史是弘大深远的，说人是历史的过客我觉得有点过，除非少数几个能够操纵历史进程的人，霍去病不算，熊国炳更不算，人毕竟是历史风雨中的一叶浮萍。

关于汉武帝开疆拓土的历史，似乎已成定论。而关于西路军的一段历史，上个世纪的80年代，在李先生、徐向前等亲历者的干预下，真相才逐步得以澄清。这两位共和国的功臣，深深怀念着长眠在祁连山和荒滩戈壁上的战友，他们把自己人生的最后一段思念留在了这里，骨灰撒在了这里，成为大山和戈壁永久的怀念......

我想：历史其实就是由于这些细节的存在而变得鲜活无比，并进而构成一段一段的整体历史；人们在对历史做出评判时，如果有意无意抹杀这些细节，那只能是干巴巴的概念，没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