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夯歌散文
朦胧中，熟悉又陌生的旋律在耳旁回响着，让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升起一种不可言喻的情感。
眼睛微闭着，不愿从这情景中清醒过来。良久，才以心的触须搜寻，竟不知这旋律来自何方。
然而，旋律的音调却越发清晰了。
这是一段打夯时唱的号子，高亢、明快的曲调一遍遍重复，像是诉说一个古老的故事。
开始时，还以为附近的工地有人在打夯，但又一想都什么年代了，哪里还保留着这老掉牙的人工打夯的工艺？
人，彻底清醒了。眼前却闪现着不歇的画面。一个瘦瘦的少年双手紧抓着夯石顶部的凹陷处，和大家一起将夯石用力抬起，再重重落下。少年领唱着打夯的号子，一遍遍地重复着动听的旋律。
那时的建筑工地远没有现在多，但无论哪个工地，打夯却是必不可少的。小到一段排水沟，大到一整条人行道，或者是一块用于活动的空地，凡是需要平整夯实的地方，都离不开打夯。或高亢或悠长的打夯曲，就成了人们经常可以听到的旋律。
我虽然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但家中人口多，又有两个长年生病的家人，经济也是捉襟见肘。学校放假或是因停课闹革命期间，打工就成了补贴家庭开销、渡过难挨时光的最好选择。只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打工这个词，人们都把它称为“打零巴天”，其实意思都是一样的。
记得干得最长的是在南充报社的人防工地当抬工，足足干了大半年。那个时候，我已经初中毕业，不是不想上高中，实在是家庭情况已经是一团糟，再加上有传言说十六岁就是超龄了，就没有去报名。干脆回来打工吧，男孩子嘛，虽然排行老三，却也得担当起老大的责任。后来才知道，比我大好几岁的同学都进了高中，才知道那个传言是骗人的。但这个时候，我已经打了几个月的“零巴天”了。
修防空洞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常见的一种工程，简单就是在地下直接掏洞，就如同电影《地道战》中所描绘的那样，而复杂的，或者不是为了应景，而是要派实际用场的就不是这样了。我所在的工地是南充报社的地下印刷车间，是属于实用型的防空洞的，我们的做法是，先在地面挖出需要的长度、宽度和深度，再用石头砌好，最后将土回填夯实。
防空洞顶部是圆弧形的，所用的石头叫卷石，那是石工以精湛的技艺手工打制出来的，每一块的角度都不同，这样才能严丝合缝地顺利封顶。
给石工们抬去需要的石料，再将打好、编好号的卷石，一块块地抬到指定的地点，就成了我们每天的工作。抬着卷石上拱架用于防空洞顶的修砌，则是在工程进展到一定阶段时必须要做的事情。
当抬工最大的好处除了挣的钱比普工每天多两角外就是有一些空闲，一元四角一天的收入对于我有着太大的诱惑，报名到工地时，我虚报了两岁，如愿以偿地成了一名抬工。
才来工地时，就听人说，抬工好，需要的就是一把子力气。只要石工有石头打，只要打好的石头不堆在那儿，你就可以休息一会儿，虽然时间不会太长。
从小就担水洗衣捡柴的我自认为力气还有，然而抬着卷石上拱架的那份艰辛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承受得了的。最怕的是在肚子饿了的时候上拱架，半尺宽的跳板搭在拱架上，离洞底足有几米的高度，直走得你一步一颤。
那个时节还没有用于混凝土搅拌的机械设备，而防空洞的地面是需要敷设一层混凝土的，这样才能承受印刷机的重量，才能保证在战时不会中断报纸的印刷。于是，抬工们又有了一项任务，这就是充当搅拌混凝土的机器。这活儿有个专业名词叫做“操盘”。这是一个既需要爆发力又需要耐力的活儿，要三个人配合着进行。一个人站在一旁专门负责往鹅卵石、沙子、水泥上浇水，两人分站在一块大铁皮的两边。用铁锹一下下地翻动那些原料，直到符合要求为止。随着温度的增加，铁盘上的物体越来越重，越来越粘稠，只要你稍有松懈，那铁锹就会陷在那堆物体时拔不出来，只得弯着腰，憋足一股劲儿一直干下去。工地上只有我们一组四个抬工，真正干得了这事的，只有我和一个叫马儿的青年，遇到敷设防空洞地面的时候，我们两人常常会因连续“操盘”而累得直不起弯来，晚上躺在床上浑身痛疼，翻个身都困难。
工地的负责人不愿我们在不抬石头时就那样闲着，要求我们除了抬石头外，就带着个普工打夯。那时的.普工以中年女性居多，她们中几乎没有人会领唱打夯号子，只会打哑巴夯，打哑巴夯是很累人的，打一会儿就得休息，效率不高。
那时我也就十六岁多一点，也没有学过领唱打夯号子，但听过，试着唱几句还像那么回事，领夯就归我了。我学着那些夯歌高手的样子，现编着词来唱，几天下来，就能信手拈来，收放自如了。
那时领夯人唱的大都荤多素少，插科打诨，开一些低俗的玩笑。在下自认为还是文化人，自然开不了那个口，所唱的都是一些眼前见闻和生活中常见的一些事情，只要脑子转得快，所编的句子押韵就行了。随着熟练程度的增加，内容越来越丰富，生活的艰辛，对幸福的追求，对不平事的讥讽……只要你想得到，都可以往夯歌里放，甚至还可以用歌声来问一些事情，比如说吃饭没有呀，家里好不好呀，等等。
那些妇女们总是将需要打夯的活放在我们空闲的时候来做，说是听着我领的夯歌不觉得累。
每当夯歌响起的时候，总会感到一种目光的注视，那是凭一个少年的直觉感受到的。目光柔柔的，如清清的泉水泊泊地流过心头，让心中升起一种熨帖一种异样的感觉。
目光主人是一个高挑个儿的女孩儿，她年龄与我相仿，正在上高中，是趁学校放假来打工补贴家用的。她就在那些打夯的妇女中，合着领唱的节拍，和大家一起用力地将夯石抬起，再重重地落下。
于是，休息时，会有一根洁白的毛巾轻轻递过来，中午吃饭时，时不时会有一个剥去壳的鸡蛋不偏不倚地落在我碗里。报社的食堂并不对外，打零巴天的都是自己带饭来吃，反正是夏天，冷一点也没有关系。在我们进行了“操盘”的工作后，就常有让我帮她吃饭的事发生，理由是她的饭带多了，吃不了，或者是早上吃多了，不想吃，或者干脆就什么都不说，直接把我的饭盒拿过去，把饭拨给我。那可是吃饭靠定量的年代呀。
每当此时，那些中年妇女们总会要笑的：“你娃儿好福气，人家姑娘看上你了！”
我只是一笑，不敢去看女孩儿那双清澈的眼睛。
因为女孩儿的帮助，我再没有出现过每到下午三点多钟就饿得不行的事情，抬卷石上拱架也不再有腿发颤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在一起时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她说，我很像她的一个兄弟，也是个瘦高个儿，唱歌声音很好听。
我只是淡淡地一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久才问她：“你弟弟现在哪儿？也初中毕业了？”
她叹了口气说：“是呀，要是他还活着，是该初中毕业了……”
这话分明是说她的弟弟已经不在人世了。正想着怎样安慰她，她却说：“他走的时候没有多少痛苦，是微笑着走的……他得的是那种现代医学还无法医治病……”
“节哀顺变，”我这样说，“弟弟会在天上看着我们的！”我说的是“我们”而不是“你”，她听了也没有说什么，似乎默认了我们那更进一层的关系。
那时正规的建筑工地，都是要给雨班的，下雨无法施工，只要你来了报了到，就会算你的雨班，每天也有六角钱的收入。但人却不能离开，以备雨停下来随时开工。接连几个雨班，雨下得淅淅沥沥，无法开工。石工们倒是可以在搭起的工棚中打石头，几个中年妇女则凑在一起甩扑克打百分，我们两人就躲在个僻静处，或哼唱着歌，或谈论着都感兴趣的话题，或干脆什么都不说，听着树上偶尔响起的蝉鸣，看着时疏时密的雨。那天，她告诉我她的小名就叫蝉儿。
那个假期却不合时宜的结束了，在工地边上，我们依依不舍地分手，想说点什么，却不知怎么开口。
女孩儿宛然一笑：“我会记住你，记住你的歌声的。”
直到她走远了，才记起连声“谢谢”都没有对她说过，心想，下次吧。下次见面，一定要感谢人家，还得要问问她的家庭住址和芳名……
然而，直到那个工地所有的活计都干完，我到了另外一个工地，继续着“打零巴天”的生涯，她都再也没有出现过。
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当你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感觉不到那情景的可贵，总以为是很平常的，是可以重复也是能够重复的。但是，一旦失去再也无法寻回时，才越发显出了它的珍贵。青春如此，情感如此，岁月亦是如此。
感谢生活，让我曾经有过唱着夯歌度过的日子，让我拥有抬着石头上拱架的岁月，让我有过“操盘”所带来的劳累和快乐，也让我萌发了蒙眬的爱情……尽管这些留给我的不止是浪漫，还有因太早从事重体力劳动而落下的一身的病痛。
那高亢的夯歌我还会唱响的，就如同刚才，唱在我的心灵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