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记述散文

炮台上的烟火，炕眼门，锅底的烟墨，年三十的夜。

——民谣《四大黑》

1、炮台上的烟火

麦黄六月，正是雷雨多发季节。天晴格朗朗的，北边就突然涌出几朵白云，慢慢地，由白变灰，越积越多，越积越黑。从北边山口卷进来的风，顺势掠起田野上的土，在禾苗、树梢、屋顶上空弥漫、膨胀。乡亲们说：“黄风土雾来了”。雾是土做成的，风是黄色的。站在屋檐下，可听见千军万马纷至沓来，横扫而过。不一会儿，一道闪电从黑云中钻出，呈放射状伸向远方，雷声滚动的时候，雨幕里和着冰雹，没有头没脑的砸落了下来，夯一样，落地有声。暴露在田地里劳作的人们和成熟的庄稼，面对自然的淫威，显得渺小、无奈，我们几乎可以听见人和物的叹息声。

为了对付雷雨，村里决定在北边的山顶上建一处炮台。站在村庄的任何一个位置来观察四周的地势，北山并不是最高的山峰，可考虑到雷雨一般多从北边发起，北山虽然不高，也就成了拦截雷雨的“要冲之地”。从此，每到天上的灰云潮一样涌起时，我们就会听到极具节奏的“铛哧、铛哧、铛哧”的声响，那是炮手门为钢炮填充火药时，钢钎与大锤相撞发出的声音。他们捣实火药，用黄土堵塞好炮口，然后在炮口置放一块瓦砾——这个瓦砾将带着热气进入云层，和高空的冷空气进行较量。因钢炮的威力巨大，人们就又尊它为“铁将军”。几乎整个夏天，村子里的空气里都漂浮着青草、麦子、苜蓿的混合味儿和火药燃烧过的硫磺味。

炮台是村庄里的禁区，不允许闲杂人靠近，但谁也禁止不了孩子们的好奇心。一天中午，我和伙伴轮流盯着看守炮台的人是否回家吃饭。发现他回家后，我们顺着北山顶的路，急匆匆爬了上去。小心翼翼地接近炮台上的那间小屋，趴到用木头套成格子状的窗户往里一看，总算弄明白了这里的秘密。简易的房子里，立着大中小三门钢炮，每门炮上绑着一节红绸带，看上去神秘、威风。据说，雷雨初发时，一般先请二将军上阵，如果雷雨来势凶猛，同时请大将军助阵。三将军很少上阵，三将军性烈，轰隆一声呼啸，飞出的瓦砾必然在空中划出尖利的怒号，大半个炮身也会陷入土地中。我看着默默挺立的三门钢炮，心中不禁一阵发紧。在山村，它们是佑护庄稼丰收的神器。

那时，很多村庄都有类似的炮台，火药都是村子里自己加工的。那些风干了的树根或者木段是加工火药的主要原料。快要入冬时，饲养院里的那个大灶膛，一直在烧这些木头，甚至，队里还向每户人家摊派了任务。木头不能燃烧得只剩下浅白色的灰，先得烧制成木炭，收集到一块儿后，用石碾子磨着粉沫，再用细筛子过掉渣滓，兑上一定比例的硝铵和硫磺就算完成了。好成色的火药细腻，两个指头揉搓绵如面粉，燃烧快，留下的硫磺成分少。炮手们把制成的火药管理得十分严格，绝对不送给他人使用。我和许多孩子们一样，有一个半匝来高的小钢炮，过年时节拿出来放几下，给因贫困而无味的春节增加了不少喜庆。可火药一直是我们难以解决的问题。便依照大人的做法，自己加工。于是，腊月里有那么几天，我的脸是黑的，连手掌上的纹路里面也是黑的。前些日子老家修葺房屋，竟然从一堆旧物中翻腾出了这只小炮，不由人怀念起昔日时光。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附近一个村庄的炮台上的三位老手，也是经常玩火药的大人们，不知什么原因，将炮台的火药不慎引燃，可想而知，那是一场不小的灾难，大半个天空被火光染红，空气里充斥着火药燃烧时的硫磺味，山下的人们看见三个火团在奔跑，在奔跑，他们不断的跳下地埂，不断的跳下。自此，我对火药敬而远之。

2、说古今的奶奶

我所说的古今是民间故事。奶奶把故事不叫故事，叫古今。讲故事也不叫讲故事，叫作说古今。

父亲弟兄多，我们小字辈的兄弟姐妹也多。我们这一帮小字辈就是听着奶奶讲的.故事长大的。那时，总觉得上学是一件十分枯燥无味的事，人在课堂上，心往家里跑，暗暗盼望着早点儿下课放学，回家听奶奶说古今。这种不专心，用大人的话说“就像是给我们大人完任务似的”。

奶奶的古今开头总是“不晓得是啥时候”，“很早很早的时候”，内容也大多是善恶报应、事物起源、人怪斗争。奶奶也说神仙的古今，这是我最喜欢听的，那天上的梦一样的美景，神仙变化多端的本领，神奇的仙果仙酒，叫人遐想万千。如果此时正是有月的晚上，月光透进窗户门缝，微风吹拂着树叶，好像有神仙在微波凌步。我们的心一下子飞了起来。

奶奶说古今的地点总离不开她那间小屋子，她似乎一直一身青衣，盘腿坐在炕上，闲着的时候，半眯着眼睛，轻轻地摇动着身子，好像在构思着那些永远说不完的古今。老人不耐冻，小屋的炕门洞经常冒着淡蓝色的烟雾，夏天也不例外。因此，炕门洞的四周积了厚厚的一层烟垢，涂了油似的，潮湿、发黑，且黑得闪亮。烧炕用的是晒干了的驴粪，当然还有树叶和茅衣（干枯了的草叶草茎）。每隔三五天，队里的饲养院会分给各家一些驴粪或者牛粪，主要用于取暖，而树叶和茅衣则都是由我们自己去积攒。冬季，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积蓄树叶和茅衣。通常是星期日，要起得特别早，背上背笼，拿上扫竹，赶到山上和沟洼里去。去得早了，运气会好些，晚上的一场风，像巨大的手一样，把那些树叶儿归拢到了角落处，我们便享受到了不劳而获的快乐。扫茅衣相对要辛苦得多。被霜杀过的草茎，得用秃了的扫竹去使劲扫，这样才能把它们和连接在根上的纤丝剥离。在院子里的一个角落处，积上小山一样大的树叶儿和茅衣，心里是踏实的，就像有成堆的粮食一样。坐在热炕上，听着炕洞里树叶和茅衣燃烧时发出的毕毕啪啪地声音，闻着炕眼里冒出的丝丝焦烟，在刺骨的寒风中，不但觉得是暖洋洋地，而且也是很幸福的。

因为炕太热，我们都不愿盖上被子。奶奶叫盖上被子，不然就不说古今，我们总是不听，口里“嗯嗯”地撒着娇。奶奶没有办法，便说：“我说个有鬼的古今。”古今还没有说，身上就感觉凉飕飕的，我们都大呼小叫地慌忙钻进了被子里，缩成一团。窗子合上了，门关上了，屋子里黑乎乎的，老鼠们在黑暗中悉悉索索，屋外的风摇晃着树叶，偶尔远处传来几声夜猫子的凄利地叫声。屏气凝神听奶奶说有鬼怪的古今，还真有些怕。虽然叫人骇怕，但还是百听不厌。

消失的总该消失，留下的总能留下。现在的山村，虽然看上去依然在房子里盘着土炕，但已经不是过去的土炕了，它用红砖砌成，白色瓷砖贴面，差不多失去了土炕的功能，因此，也看不到黑乎乎的炕眼门了，也用不着在寒冷的冬天去扫树叶和茅衣了。这些变化，有时，的确给人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奶奶也去世多年了，说真的，我至今不知道奶奶活了多大年纪，甚至不知道她老人家是哪一年去世的。但是，我却记下了奶奶讲的一些故事，这些故事一直丰富着我的生活。有时候我想，奶奶在另一个世界里，是否还在说着古今？

3、给你漫个“花儿”

那一年，有一条叫“向阳红”的水渠从村庄穿过，浩浩荡荡地水利工程专业队在我家门前屋后驻扎了下来。几个月中，他们把我家院后的大山劈去了一小部分，在那平整的土面上用铁锨刻写下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八个整齐的大字。那时我上小学，好像家庭作业不是很多，这些日子里，一旦放学，我喜欢往工地上跑，去看他们热烈地劳动场面，是的，那可真是红旗招展，人来车往，“一派社会主义建设的繁荣景象”。

其实，他们不是什么真正的工程专业队，都是从邻近的生产大队抽来的精壮劳力，男女老少都有，还有我们家的亲戚，所以，那一段时间我们家特别费开水。工程专业队有一位姓王的大叔，个子低低的，脸膛黑黑的，大概四十多岁，听说没有结过婚，一个人孤零零的生活着。我想搞清楚他没有结婚的原因，但可能是由于我的年龄太小，没有谁愿意告诉我。虽然如此，他的“花儿”却漫得特别好。工程专业队中午歇缓的空儿，男男女女却都喜欢往他一块儿凑，并且你一言我一语：“给咱来一支。”“漫个好听的，打个乏气。”他总是谦逊着不肯。如果有谁给他敬上一锅旱烟，或分给他一点糜面馍馍，他便会应允了。

“山里的野鸡红翎子，

不叫哥哥叫名字。

山里的野鸡白脖子，

给妹打上对银镯子。

山里的野鸡红冠子，

给妹打上对金簪子。

镯子簪子妹不爱，

要和哥哥过上一辈子。”

他的声音不是很高，平常那种，但漫得十分婉切，十分动情，并且字句清晰，大家都能听得见、分得清，好象是天生的漫“花儿”的材料。起调的时候，先低低地“嗨——哎——哟——”，继而猛地一停，紧接着细雨一般洒开，好象专门是为抓人的心似的。唱完后，大家都叫着好。有人意犹未尽，大声说：“再漫一支，再漫一支。”也可能是他漫得高兴了，不作推辞，接着就来。

他漫的时候，有些男男女女的嘴巴一张一合，跟着他的调子，小声地哼着。刚唱完，有几个男的把几个妇女推搡着，叫姓王的大叔给个舌头。有几个妇女嘻笑着翻身跑了，有几个妇女半真半假的要姓王的大叔主动走过来，然后才给个舌头。他看着大家这么高兴的样子，也傻傻地笑着。这该是一个多么和谐而且美妙的时刻！数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听着流行歌曲和流行音乐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的想起这位漫“花儿”的姓王的大叔。他的人生经历，或许曲折多难，背后的爱情故事，也许凄婉动人。

就在他漫“花儿”后不久，身穿中山装的公社工作组来到了村庄，也不知是谁给他们打了个小报告，一天下午，工作组专门召开大会，点名批评他传播资产阶级思想，要求大家歌唱大好形势，不许再唱这些词句。虽然一些人觉得开大会有开大会的好处，既记工分又能歇息，可还是辛苦了姓王的大叔。会上，工作组特别对他进行了处罚：“回去弄些锅墨子来”。有那么几天里，生产之余，王大叔端着个铁脸盆，走家串户，收集锅底的烟墨。

时间不长，我们惊讶地看到，工作组的文书把这些锅墨调成糊状，在墙壁上已经铲好了的圆形框子里，用板笔书写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赛”、“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等好多条标语。第二年秋，水渠修成了，他们走了。水渠里除了流淌雨水外，从来没有见过把水库里的水引过来。但那些大字标语至今依稀可见。

4、过了大年是初一

“啃骨头，咯嘣嘣，吓得鬼魂没处寻。啃骨头，嘣嘣响，治你鬼魂没商量。”大年三十深夜，家家户户的大人们边啃着煮熟的肉骨头，边这样念念有辞，孩子们则偷偷地笑着，觉得大人们很是滑稽。

大年三十的夜特别黑，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黑。据说，那些孤魂野鬼趁着黑暗，出来四处乱窜，借机害人。他们听见人们“咯嘣嘣”地啃骨头声，心想，人们连骨头都能啃得动，啃咱小鬼算个啥？就吓坏了，只好赶紧逃离了人间。我虽然不相信这个说法，但家家啃骨头吃却是真的，在我的记忆中，大年三十的夜晚是村子里一年中唯一的肉香四溢的夜晚。

天还没黑下去，家家户户就把剁好的肉骨头下到锅里去，灶眼里填上硬柴（木柴）快火慢煮。大人们守着个煤油灯盏一言不发，想着心事，但因为是过年，再沉重的事也不会说出来。而孩子们则快乐得发疯，互相嬉戏着，一会从这个房里走出来，一会儿又从那个房里钻进去，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当然，孩子们最爱去的地方还是厨房，去了之后，就揭开锅盖看煮在锅里的肉骨头熟了没有。大约深夜十一点左右，原汁原味的肉骨头终于端上了桌。孩子们顾不了烫手，拿起来就啃。大人们不吃，看着孩子们样子一直笑，说：“慢点儿，慢点儿，又没人跟你们抢。”过一会儿，把孩子们扔下的骨头拿起来，仔细地撕着残留在上面的肉丝，说：“杀生害命，骨头要吃尽。”那时，以为大人不喜欢啃骨头，是专门留给孩子的。

生产队每年到腊月二十八日杀猪，一杀就是几十头。下午三四点的时候，高音大喇叭上传出会计的声音：“分肉了。”村子里就沸腾了起来，比放电影、耍社火还热闹。虽然喇叭上没有说在什么地点分肉，但谁都清楚在什么地方。我和哥哥也就赶紧去了，站在养猪场的门口等候着。来这里的孩子不少，有等着分肉的，也有专门来玩耍的。有一个姓陈的伙伴，他的叔叔在里面杀猪，他的叔叔把一只猪尿脬提出来，在细土上用脚使劲揉，待把上面的污物揉尽，皮儿揉薄后，在开口的一端插一个竹管，吹上气，拴上绳子，给他当汽球玩，他就口里高兴地喊着：“汽球上天了——”一路跑回去，我们很是羡慕。

因为我家只有母亲一个劳动力，肉也分不了几斤，只有半乍宽的一绺儿，二三斤罢。但队里总会照顾些骨头给分得肉少的人家，为让大家在三十晚上都有骨头啃。分肉的时候，七八只饿疯了的山鹰“咕咕”地叫着，在我们的头顶上空低低盘旋，并不时叼走一些生产队里挂在一边的肠肚之类的东西。我的一个堂弟，提着几斤肉，甩搭甩搭地走着，山鹰扑了下来，把肉叼走了，他被惊吓得跌倒在地，哭晕了过去。我家虽然分得少，但我们觉得也没有因此而少了过年的欢乐。

大年夜总是伴着雪花翩然而至。天刚擦黑时，先是下雪珍子，地上涂了蜡似的光滑，过一会儿，几片，几十片雪花若无其事地飘下，最后，纷纷扬扬。天完全黑下去后，坐在屋子里，能听得见雪落的声音，小如芥茉，似有却无。

这是一九七六年的除夕，时间尚早，但天阴着，快要黑下来的样子。这和往年一样，肯定会在天完全黑下去后洒下雪花。但我们一直到把肉骨头下到锅里后，也没能像往年一样等到父亲回家。往年，父亲最迟应该在年三十下午回来，糖果和父亲的气息，使每个除夕显得快乐无比。我后来才知道，父亲在这天从远在百里之遥的砖厂大门出来后，不幸与一辆手扶拖拉机相遇，虽无大碍，却住进了医院。这个年三十，我们比平常多了些失望---糖果应该才是过年的气息。天完全黑了时，如我所想，大片大片的雪花飘了下来。我和哥哥趴在炕上静静地看着母亲，对盛在盘子里的肉骨头也失去了兴致。煤油灯下的母亲，显得比平常沉静了许多。母亲说：“过年了。”母亲又说：“你们不高兴？糖果就在炕桌背后呢。”我们赤着脚跳下炕，纷纷挤到摆放着炕桌的面柜前。母亲从容地从炕桌后面抓出了几袋水糖果，是那种一毛钱一包、一包十颗儿的水果糖，放到我们的手上。

我们口里噙着糖，守着一盏灯，围着母亲，内心充满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