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飘雪的春节，我拒绝了父亲的握手散文

人在走背运的时候，喝水都塞牙。那年，大姐出嫁的日子一天天挨近，可爹娘连一点像样的嫁妆都没备好。刚安顿好工作的二姐，在烟台的第一场大雪中摔断了胳膊，住进了医院，爹揣着借来的一千块钱去看二姐，却在车上鬼使神差地买了一堆“玉石”戒指，钱没了不说，连那块老掉牙的手表也给了骗子。

当我知道这些后，爹在我心中的位置愈发渺小起来，我觉得他不是个男人，确切地说不是个好父亲。自我记事起，他就在镇上的供销社吃“皇粮”，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而娘呢？一个瘦小的女人，在生产队里没日没夜地干活，回家后又要照顾我们，还要喂猪养鸡，缝补衣服。夜深后，躺在床上的娘总是习惯性地用拳头敲击着腰腿，她发出的压抑的哼哼声成了我们儿时的催眠曲。

寒假回家后的第一个晚上，一向刚强的娘一边掉泪，一边跟我念叨：“你大姐是块读书的料，可托生的人家不好，上到六年级就扔了书包，下地里干活了，她从没抱怨过娘，可娘知道她心里苦呀！现在，你爹又被骗子骗了，哪还有钱给她置办嫁妆啊？娘对不起她呀！”

那一夜，一副画面一直挂在我的眼前：一盏油灯，一堆花生。灯光幽幽，花生如山。娘坐在蒲坦上，佝偻着腰，不停地剥着花生……

第二天，我怀揣着为娘分忧的决定去找做水果生意的姑父，他正在长吁短叹，原本定好一个雇工押运一车皮苹果去常州销售，但由于雇工家中突发急事而不能成行。见我来到，姑父眼睛一亮，未等我开口，就央求我代替。于是，当晚我就坐上了前往常州的运送货物的`火车。

路上的寒冷与饥渴已经很模糊，我只记得当时的心情很激动。因为，姐姐的嫁妆有着落了，虽然只能是一点简单的家具，但足以让娘宽心。

那时的南方已然富裕起来，又赶上年关，买水果的人很多。到腊月二十八下午，所有苹果就全部卖完了。我急急火火地给姑父拍了电报，连夜整理好行囊，做好回乡的准备。人都有思乡的情结，尤其是一个外乡人，他心中很容易被乡思、乡愁塞满，当即将踏上回乡的路时，那份激动与迫切是无法言喻的。

终于，从广播里传出那个熟悉的站名，我揉揉酸涩的眼睛，随着拥挤的人流下了车。大片大片的雪花你争我抢，似乎要把身边的空间全部填满。天与地好像快要挤压到一起了，让人感到压抑、惊恐。

在车站出口处，一个颤抖的僵硬的声音阻止了我沉重的脚步。栅栏外，一个笨重的“雪人”堆在雪地上，双手紧紧抓着栏杆。见我呆立在原地，他艰难地拔着双腿，笨拙地扑打着身上的雪，用近乎僵硬的手脱下那件分不清是雪花或是露着棉絮的破大衣，跌跌撞撞地向我挪动。我终于看清了爹的轮廓，眉毛胡子上都挂着雪花，像圣诞老人，而其他地方则像流浪街头的乞丐，两行鼻涕沾在胡子上，脸色青紫青紫的，比此刻的天空还难看。

我拒绝了爹递过来的大衣，扭头上了姑父的大头车。他先是一愣，继而木讷地挪到车上，在我身边坐下。我把头扭向窗外，不愿去看他。他的喘息声很重，自言自语道：“可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姑父告诉我，从腊月二十三开始，爹天天去他家打听我的消息。当上午看到电报后，立即催促姑父出发，姑父说火车傍晚才能到，吃过午饭再动身也不迟，可爹就是不肯，最后竟赌气要坐大客车去，姑父只好答应。到了车站后，爹就匆匆跑到出站口，一直站在栅栏跟前，这大冷的天简直要冻死人，可他就是不肯上车。

巨大的酸楚在我的心里翻腾，我偷偷回头看了他一眼，他似乎很憔悴，很疲倦，脸上写满了忧伤和悲哀，深陷下去的眼眶里蓄满了泪水，脸上的肌肉不停地跳动着。他试探着把一双僵硬的手伸了过来……

爹走了，他是在那个年关后不久走的。下葬那天，爹的领导和很多同事都来了，他们说爹是个好人，他把自己的布票粮票都给了那些急需的顾客。在为单位新建的百货大楼接电时，他被电击中，从二楼摔了下去，虽然抢救过来，却被检查出患有严重的肝硬化……爹的领导交给我一个信封，告诉我那是爹攒了两年的工资，总共1568.63元，是给我准备的学费。爹在病重时，只是以止痛片来缓解煎熬，一直不肯去医院治疗，并恳求同事们替他保守秘密。

我把那个厚重的信封紧紧攥在手里，泪眼中那个雪人走进我的眼帘。他的眼神里分明流淌着无奈、可怜、失望、自卑。

爹走了快二十年了，每个飘雪的季节，我都会想起他。因为，在他生命中最后一个飘雪的黄昏，我没跟爹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