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文人柳永

导语：柳永作为 “奉旨填词”的“白衣卿相”， 又生活在“清明盛世”的宋仁宗时期，有着孤傲、洒脱性格，加之所处的繁荣开放的社会环境，造就了这位词人大家独特诱人的情感世界。

柳永，北宋著名词人，字耆卿。原名三变，字景庄。排行第七，故又称柳七。福建崇安县五夫里(今福建南平武夷山市五夫镇上梅乡茶景村)人。关于他的生卒年，由于史料过于缺乏，迄今没有明确结论，即使是影响最大的唐圭璋先生的意见(987——1053)也莫衷一是。我看了很多研究柳永生卒年的文章，集合各家之说，只能得出柳永生年在983——987之间，任选一年是可以的，卒年不是1053年左右，便是不早于1058年。本文重点不在于讨论柳永的生卒年、生卒地，故对此不作过多叙述，感兴趣者可找相关研究文章来研读并作进一步探究，早日确认柳永的个人信息。

对于柳永其人、其作品，我都是持批判态度的!

柳永的为人是不差的，这点皇帝也承认过，但他天性实在太贪恋风流了，这点令人诟病与费解。柳永是李白、徐志摩一类的文学天才，他也有政治才干，但他却不权衡轻重，不把才干好好用在正途上，偏偏悉数花在妓女身上。

柳永读得书成，刚出来混时，他便给自己选了一条错路。他不写些正儿八经的诗词文章，好在仕人中树立好的声名才情，帮助仕进，他非要天天流连于花街柳巷，写些艳词。妓女们是把他的才情传唱出去了，却败坏了他的名声。柳永第一次考上了被黜落是因为他的艳词，也即他的坏名声，第二次考上被黜落则是因为《鹤冲天》。柳永你又是何必呢?做什么事都应该有个度，而你偏偏在寻花问柳这个不宜大张旗鼓的事情上做得过分出格。注重身份地位、社会影响的人一般不会毫无顾忌地常常出没于烟花之地，多是在宴席上听歌狎妓，至于宴后是否携妓归家眠宿则难说了。同时的其他很多文人也爱风流，但他们就没有像柳永那样张扬、放肆。他们即使爱出入秦楼楚馆，也是低调、掩人耳目的。在那时代，风流是社会风气，妓院是合法产业。你再风流，社会也不会对你过分责备。同时代的文人仕子并不是不能接受柳永的风流，而是不能忍受他诸多的艳词。前代文人诗词中写妓女的不是没有，但每人像柳永写得那么露骨、肉麻。共聚时乐得不知天日，离别时哭得稀哩哗啦，不见时痛得以泪洗面，一首接一首，字里行间，费尽笔墨去描写男女情爱、两性缱绻，一而再再而三地轰炸人的眼球，刺激人的神经，怎不令人作呕与愤怒?像柳永这类艳文，即使在今天这个开放的时代，也是为人所不喜的，更何况在那个动修礼法、文风昌炽、讲究功名用世的封建时代?同时代的士大夫文人认为他没志气，是个在女人堆爬滚的软饭王、小白脸，从而疏远他，也无可厚非!

柳永的父辈、兄弟、子侄都是安分地奉儒守官，娶妻生子。娶了正房，考取功名后，再纳个妾什么的，也并非不可接受。柳永跟他们却大大的不同，是个登徒浪子，一旦涉足青楼，便流连忘返，不能自拔。为什么会这样?

有人说是因为他出生于一个“动修礼法”的封建世家，从小思想受到钳制，个性受到压抑，这妓家风流一夜之间解放了他沉郁已久的浪漫天性，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这很牵强。那时代，妓院满街都是，找女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什么时候都可以，柳永你何须以妓院为家?也人有说，柳永创作初，在秦楼楚馆接受了市井新声的熏陶，从此为了填新词、制新曲，便离不开这“竞赌新声”的所在地。我不认为能用这个理由来给他开脱，因为他词所写的内容实在令人失望。

柳永因为写艳词过多而几乎一辈子都受到当朝文人士大夫的排挤，不愿跟他交流诗文、给他打点仕途，可以说他的人际关系是紧张的，朋友不多。他对家庭也不依靠，不听从，跟家人很少来往，他儿子都不亲近他，甚至看不起他。他有文才，渴望交流，但同代仕子不愿理他，大家闺秀他又没机会接近，其他民女“无才便是德”，他更难找到红颜知音，有点文墨的女子却是在青楼里卖唱的妓女，于是，天生风流成性，后来孤独失意的他，只好别无选择地一头扎进了烟花巷陌。虽然我这样分析一通，能让人稍稍感觉到柳永也是身不由己呀!但，他真的是身不由己么?

关于柳永的史料太过缺乏，后人很难去说个确实。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内因在起主导作用的，事实上，很多路都是柳永自己一手选择的。在分岔路口，他不选一个好的方向，偏要选一个坏的方向。初出茅庐，他就选择了纵欲无度，不加节制，声名狼藉亦在所不惜。这第一个选择直接导致了他的第一次落榜(据说还是中了状元却被除名的)。落榜后，他不做一番反省，查找败因，反而选择写了《鹤冲天》一词来泄愤，放荡生活继续且加倍。这第二个选择让他被二次黜落，以后的仕途也更加艰难。“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些话，实在太过忤逆了，不摆明了不稀罕官位，甚至瞧不起皇上吗?皇帝再次黜落你也不能说是做错了，只能说是你咎由自取。“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都已经说了是你的艳词累事，在这里竟然还继续这副德性，岂不是给自己火上浇油?到了五十多岁入仕，为了转官、改官，他才停止了写这些风流词句。可以说，柳永的仕途不顺，很大原因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他没有认真去努力过!中举对于他来说机会很大，但他白白辜负了这些天赐的良机。这两次的失利让他彻底心灰意冷，从此一心一意献身于秦楼楚馆。往后柳永又断断续续考了多少次科举，我们无从考究。在他五十多岁的时候，兄弟几人都考中了，他或许受此激发，再次投考，终于中了。

柳永，仕途失意、为赋新词、平白无事，都要去妓院里寻找安慰、灵感、欢乐，如此荒诞不经，难以用常理去解释，恐怕历史上就只有他一人了!他风流倜傥，才高自负，自伤“未遂风云便”。别的不说，他的确是个音律高手，要是活在今天的话，他便可以恣意风流，兼做一名出色的歌曲填词人。该说他生错了时代还是时代对他不公呢?

实在要用一句话来评说柳永的荒唐行径的话，我只能说是他怪异的基因排列决定了他这行为，也导致了他悲剧的一生!

接着还要谈谈柳永与他那些妓女的事情。

柳永凭借他的文才与多情，成功俘虏了许多妓女的芳心，令她们对他日夜牵肠挂肚。可以诗酒谈欢，可以互相慰藉，可以互诉衷肠，可以依依不舍，但柳永无法给她们未来，因为他是一个浪子;他也无法把她们从囚牢中解救出来，或说在需要的时候给她们一定保护，因为他无钱财，无权位。他给予她们的只是用才子的浪漫情怀构筑出来的短暂的良辰美景，日后都化作她们美好兼伤感的回忆。柳永有才，在那些妓女面前表现得深情款款，眼泛泪光，给予她们浓烈的情感与希望，令她们欢喜，但他无权，到头来她们的希望注定落空。这对那些妓女来说都不知该说是喜剧还是悲剧!喜的是有过短暂的真心欢娱，悲的是无结果的思念与希望。他明知自己无法给她们未来，但却不肯逢场作戏，蜻蜓点水，反而对每个妓女都用情良深，惹得人家芳心大乱，他的企图不是那么可原谅!他对这些妓女是掏心掏肺，对她们的遭遇深感同情，有人就赞扬他“关注妓女生存境况”的高尚。但仔细辨识，他跟那些妓女难舍难分初衷还是为了一己之享乐的，他即使要她们传唱他的词，也不必那样密不可分，在妓院考察妓女疾苦不是他的初衷与主要目的，只是他的恻隐之心所致。当然，这个恻隐之心很可贵，但并不只是他才有。如此说来，他那个“高尚”是要大打折扣的。

在我看来，柳永是负了那些妓女的!他不该如此滥情，应该适可而止。其实，他最辜负的是他的妻儿。

下面转入对柳永的词的评论。

首先说他对宋词的贡献吧。

在我看来，他的贡献主要是促成了宋词由小令向慢词的转变，并且留下了一些非常杰出的作品。其他如词的题材领域的进一步拓展、词的语言的进一步丰富、一系列艺术法则的初步建立、新调的创造、平民风格与平民意识的发扬，我觉得都不值得大书特书，碍于篇幅，我也不在这里一一说明原因。

柳永以慢词的形式大量创作宋词(姑且不论他内容如何)，把宋词从小令的窘境中解放出来，延续了宋词的生命力，这可以说是一种气魄，是一种改变历史的壮举，使得后代词人在宋词写作上不再只能局限于小令，也令有意写作慢词的后代词人能够放开手脚，大胆尝试。不能说如果柳永不出现，开创慢词先河这件事就没人来做了。既然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他，无论如何，应当给予好评。

柳永现存词两百多首，当中名篇不少，有个十来首已经算是不少了。某个读者喜欢这两百多首词中的哪几首则是见仁见智了。我个人比较欣赏的是《望海潮》《双声子》《卜算子》《玉蝴蝶》《凤栖梧》《曲玉管》《八声甘州》《雨霖铃》八首。“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杨柳岸，晓风残月。”这两句流传实在太广了，大多数人都听闻过，即便他们当中有些根本没读过柳永的词。“杨柳岸，晓风残月”更是令历代文人雅士叹服。

然后说一下他的不足之处。

柳永现存词212首，大致可分为歌妓词(大多数香艳露骨)、羁旅行役词和都市风光词，其中歌妓词占2/3以上。羁旅行役词写于做官之后，久困选调而发之。如果他没有做了官，艳词应该会更多。如果没有若干优秀的羁旅行役词和都市风光词，柳永在后世文人中的地位要低很多。当然，那堆歌妓词当中也有若干可读的篇章。

对柳永艳词过多的批判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从有宋一代到现代，不绝于耳。我认为这是理应要批判的，绝对要批判的。对于文学作品，一看内容，二看思想。柳永偏好写男女情爱(内容不讨好)，而且写得那么露骨(思想低下)，俗不可耐，招致口诛笔伐也在情理之中。

柳永文才极高，写什么都不成问题，但他基本只涉及两个主题：男女情爱和羁旅之愁。更令人跌眼镜的是，他的羁旅之愁从来不涉及到什么阔大的情怀，譬如有关国家、人民、理想什么的，全部都是回归到对伊人的思念，回归到儿女情长。他是个描景高手，但几乎从不单纯描写自然景色或平常生活，譬如像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和《清平乐·村居》，以表达对大自然或平常生活的热爱，他描摹再多的景都只是为他那份儿女私情服务。他也可以大笔如椽，写出《八声甘州》的宏大之作，但跟类似的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所蕴含的情怀不是一个层次的。同是大词人，为何差别那么大?时代不同?不尽然。范仲淹不跟柳永同时的么，他对北宋词的开拓也有所贡献，他跟柳永可以说是截然不同，他是偏向于苏辛一类的，无论是作词还是做人。

我觉得还是性格的原因吧。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爱做什么，不爱做什么。范仲淹、苏轼、辛弃疾心中有国家、人民、抱负，不能说柳永就完全没有，但他心中有的更多是儿女私情罢了。苏轼、辛弃疾心中有周瑜、刘备，柳永心中有的是宋玉。也是因为他性格上的偏差，他才在做官这件事上拖拉不成事，他心中那份投身政治、为民拯命的情怀明显不够强烈。正是因为他性格上的原因，他才那么爱写艳词，乐此不疲，不知收敛。有人老用那什么当时是个推崇玩乐的时代，束缚个性的封建礼教来给他开脱，实在没意思!时代推崇玩乐，你就理所当然地放浪形骸，不求上进了吗?封建礼教束缚个性，那你就要离经叛道了吗?时代不是还有个奉儒守官的风气么?你怎么不受感染?

最后，质疑一个问题，柳永词的传播度问题，或说地位问题。

说到柳永的词，很多人应该会想到一句话，“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语出北宋一位由西夏归朝的官员，载于叶梦得《避暑录话》。在心理上，我一直对这句话不能十分认同，觉得过于夸大其辞了，而这种夸大对读者造成的误解也是不容小觑的。有井水处，就有人家。我不否认，柳永的词在当时传播很广，但非要说它像白居易的诗那样家喻户晓、深得民心的话，我觉得还是说不过去。北宋建国之初，便大力推崇玩乐风气，秦楼楚馆、勾栏瓦肆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音乐文化盛极一时。柳永的词传唱于上述场所，也流传于很多需要用上音乐的场合。在朝廷的鼓励下，更多的人走进了娱乐场所听歌狎妓，聆听了柳永的新声，但不能忽略的是，肯定还有很多下层百姓是没那个闲情逸致去附庸柳永的风雅的，柳永的词也极少涉及到他们的境况。一千几百年后的普通读者，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想象力毕竟有限，不可能清楚柳永的词当时到底在多大范围内传播。当然，讨论这个传播范围没有太大必要，纵观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柳永文名之盛已经是名列前茅了，不过，有一点不能含糊的是，他的词不能跟白居易的诗列于同等地位，他的艳词实在过多。白居易的诗妇孺皆知，柳永能么?针对文学的平民化，有人提出“诗中有白居易，词中有柳三变，曲中有关汉卿，小说有冯梦龙”，柳永在推动词由贵族创作向平民创作转变中有功劳，可惜内容多艳，其人行为放荡，故我认为把他跟其他几位相提并论，实在有损了其他几位的清誉。

南宋胡寅在《题酒边词》中说到：“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唐人为之最工者。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胡寅对花间词未免过于贬低，但“好之者以为无可复加”的确点出了问题。很多柳永痴迷者对于柳永过于维护，处处为他开脱，认为他什么都好，后代词人都在他这里学了去，这就失之偏颇了。一个优秀词人定然下苦功，并且懂得从前人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老强调柳永对后世诸位词人的烙印，对他们实在不是很公平。同时，柳永不可能好到哪里去，作为当时影响力那么大的词人，宋史居然无传，后世关于他的记载也少之又少，可想而知他当时有多惊世骇俗、离经叛道。柳永一直是个争议良多的人物，今天喜爱他的人依然不少，但你们最好品味品味他的几首词好了，可以的话还去武夷山他的纪念馆游览游览，对他了解的太深入反而伤脑筋。评价一个矛盾人物实在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尤其像柳永这种史料匮乏得让人头疼的。对于柳永，我的态度可以用“怒其不争”四个字来概括。他有如此家世、才华、机会，却不好好利用，头也不回地扎进女人堆里，令人可惜、愤怒。

文末，说一下柳永的墓地，还有可供凭吊的地点什么的。柳永卒(葬)于江苏镇江，这点应该无疑了，另外，他的墓地早已湮没，迄今镇江市政府有无为他建了新墓，我不太确定，估计还没有。但，问题是他到底是葬于镇江的北固山还是土山(靠近西津渡)呢?两个都有不少说法，我个人倾向土山。北固山自古有名，建新墓在那里，不失为一个良性选择。但建在西津渡一带呢，则可丰富西津古渡一带的文化内涵。我的看法是，未搞清楚确切的葬地时，不要轻举妄动，反正凭吊柳永的地方已经有一个柳永纪念馆了，也够了。柳永纪念馆位于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武夷宫古街中段，一曲溪北岸。

虽然我对柳永其人、其作品都是主要持批判态度，怒其不争，但我对柳永在词学上的造诣还是相当佩服的，他值得后世向他致敬。不管多少年后，我依然会记得《雨霖铃》《八声甘州》等带给我的感动。在我心中，常常会惦记他右手握书，左手靠背撑扇，儒巾布袍，风流潇洒的伟岸大词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