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四大诗人是谁
唐代是古诗鼎盛的时期，在哪个朝代，有很多诗人诞生。大家知道唐代四大诗人是谁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好的唐代四大诗人介绍，欢迎大家参考学习哦！
李白
李白(701-762)，字太白，晚年自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先世于隋末流徙西域，出生于当时唐安西大都护府所在的碎叶城(今吉尔斯坦境内)。天才横溢，被誉为谪仙人。其诗想象丰富，构思奇特，气势雄浑瑰丽，风格豪迈潇洒，是盛唐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
综述 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为最高。其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端，达到了任随性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李白的绝句自然明快，飘逸潇洒，能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无尽的情思。在盛唐诗人中，王维、孟浩然长于五绝，王昌龄等七绝写得很好，兼长五绝与七绝而且同臻极境的，只有李白一人。
李白的诗雄奇飘逸，艺术成就极高。他讴歌祖国山河与美丽的自然风光，风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完美统一。他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其诗大多为描写山水和抒发内心的情感为主。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中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他与杜甫并称为“大李杜”，（李商隐与杜牧并称为“小李杜”）。
李白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彩、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原因所在。
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风格 豪迈奔放，清新飘逸，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奇妙，浪漫主义，立意清晰。
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他性格豪迈，热爱祖国山河，游踪遍及南北各地，写出大量赞美名山大川的壮丽诗篇。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而且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轻快，人们称他为“诗仙”。李白的诗歌不仅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从形象塑造、素材摄取、到体裁选择和各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无不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
李白成功地在中塑造自我，强烈地表现自我，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独特个性，因而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他喜欢采用雄奇的形象表现自我，在诗中毫不掩饰、也不加节制地抒发感情，表现他的喜怒哀乐。对权豪势要，他“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醉后寄崔侍御》二首之一）；看到劳动人民艰辛劳作时，他“心摧泪如雨”。当社稷倾覆、民生涂炭时，他“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南奔书怀》），那样慷慨激昂；与朋友开怀畅饮时，“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又是那样天真直率。总之，他的诗活脱脱地表现了他豪放不羁的性格和倜（俶）傥不群的形象。
豪放是李白诗歌的主要特征。除了思想性格才情遭际诸因素外，李白诗歌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体裁结构也是形成他豪放飘逸风格的重要原因。善于凭借想象，以主观现客观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重要特征。几乎篇篇有想象，甚至有的通篇运用多种多样的想象。现实事物、自然景观、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梦中幻境，无不成为他想象的媒介。常借助想象，超越时空，将现实与梦境、仙境，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交织一起，再现客观现实。他笔下的形象不是客观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其内心主观世界的外化，艺术的真实。
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之一是把拟人与比喻巧妙地结合起来，移情于物，将物比人。
李白诗歌的另一个浪漫主义艺术手法是抓住事情的某一特点，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加以大胆的想象夸张。他的夸张不仅想象奇特，而且总是与具体事物相结合，夸张得那么自然，不露痕迹；那么大胆，又真实可信，起到突出形象、强化感情的作用。有时他还把大胆的夸张与鲜明的对比结合起来，通过加大艺术反差，加强艺术效果。
李白最擅长的体裁是七言歌行和绝句。李白的七言歌行又采用了大开大合、跳跃宕荡的结构。诗的开头常突兀如狂飙骤起，而诗的中间形象转换倏忽，往往省略过渡照应，似无迹可循，诗的结尾多在感情高潮处戛然而止。
李白的五七言绝句，更多地代表了他的诗歌清新明丽的风格。如《早发白帝城》、《送孟浩然之广陵》、《静夜思》等，妙在“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说诗晬语》上）。
语言 李白诗歌的语言，有的清新如同口语，有的豪放，不拘声律，近于散文，但都统一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之中。这和他自觉地追求自然美有关。他继承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以恢复诗骚传统为已任，曾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孟棨《本事诗·高逸》）他崇尚“清真”，讽刺“雕虫丧天真”的丑女效颦，邯郸学步。他的诗歌语言的自然美又是他认真学习民歌明白通俗的特点的结果，明白如话，通俗生动。
代表作品 《将进酒》《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静夜思》《望庐山瀑布》《侠客行》《春思》《秋歌》等。
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其先代由原籍襄阳(今属湖北)迁居巩县(今属河南)，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因诗中常自称少陵野老，又做过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少陵、杜工部，其诗善于选择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题材，反映出当时政治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他的许多优秀作品，显示了唐代由开元盛世转向分裂衰微的历史过程，因被称为“诗史”。诗风沉郁顿挫，语言精炼传神，对后世诗人影响极大。
沉郁顿挫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而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兼容并蓄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炼字对仗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杜诗炼字与对仗高超的体现。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内容深远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故号诗史。此说可取。另一说是，杜甫之诗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号士。其先世为太原人，后迁居下圭(今陕西渭南)，出生于河南新郑。贞元十五年进士。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又自号乐居士。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为最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哪《琵琶行》、《长恨歌》等也极有名。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王维
王维(701-761)，字摩诘，原籍祁(今山西祁县)，其父迁居于蒲州(今山西永济西)，遂为河东人。开元进士。任过大乐丞、右拾遗等官，安禄山叛乱时，曾被迫出任伪职。其诗、画成就都很高，苏东坡赞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尤以山水诗成就为最，与孟浩然合称“王孟”，晚年无心仕途，专诚奉佛，故后世人称其为“诗佛”。
分类
1.山水田园诗
王维的大多数诗都是山水田园之作，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流露出闲居生活中闲逸萧散的情趣。王维的写景诗篇，常用五律和五绝的形式，篇幅短小，语言精美，音节较为舒缓，用以表现幽静的山水和诗人恬适的心情，尤为相宜。王维从中年以后日益消沉，在佛理和山水中寻求寄托，他自称“一 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饭覆釜山僧》）。这种心情充分反映于他的诗歌创作之中。过去时代不少人推崇王维此类诗歌，一方面固然由于它们具有颇高的艺术技巧，一方面也由于对其中体现的闲情逸致和消极思想产生共鸣。明代胡应麟称王维五绝“却入禅宗”，又说《鸟鸣涧》、《辛夷坞》二诗，“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诗薮》），便是一个明证。雪景 传为王维作 王维其他题材的作品，如送别、纪行之类的诗中，也经常出现写景佳句，如“远树带行客，孤城当落晖”（《送綦毋潜落第还乡》）、“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送梓州李使君》）、“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送邢桂州》）、“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等，都是传诵不衰的名句。
2.边塞军旅诗
以军旅和边塞生活为题材的《从军行》、《陇西行》、《燕支行》、《观猎》、《使至塞上》、《出塞作》等，都是壮阔飞动之作。《陇头吟》、《老将行》则抒发了将军有功不赏的悲哀，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一个侧面。《观猎》生动地描写了打猎时的情景。《夷门歌》歌咏历史人物的侠义精神。《少年行》四首表现侠少的勇敢豪放，形象鲜明，笔墨酣畅。这些作品一般认为是王维早期所作。还有一些诗歌，如贬官济州时所作《济上四贤咏》以及《寓言》、《不遇咏》和后期所作《偶然作》六首之五《赵女弹箜篌》，对于豪门贵族把持仕途、才士坎坷不遇的不合理现象表示愤慨，反映了开元、天宝时期封建政治的某些阴暗面。《洛阳女儿行》、《西施咏》、《竹里馆》则以比兴手法，寄托了因贵贱不平而生的感慨和对权贵的讽刺。还有抒写妇女痛苦的《息夫人》、《班婕妤》等，悲惋深沉，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一些赠送亲友和描写日常生活的抒情小诗，如《送别》“山中相送罢”、《临高台送黎拾遗》、《送元二使安西》、《送沈子福之江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相思》、《杂诗》“君自故乡来”等，千百年来传诵人口；《送元二使安西》、《相思》等在当时即播为乐曲，广为传唱。这些小诗都是五言或七言绝句，感情真挚，语言明朗自然，不用雕饰，具有淳朴深厚之美，可与李白、王昌龄的绝句比美，代表了盛唐绝句的最高成就。
特色
作品风格关键词：绘影绘形，有写意传神、形神兼备之妙。"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王维以清新淡远，自然脱俗的风格，创造出一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禅”的意境，在诗坛树起了一面不倒的旗帜。
1.诗如画卷，美不胜收。
苏轼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志林》）。王维多才多艺，他把绘画的精髓带进诗歌的天地，以灵性的语言，生花的妙笔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或浪漫、或空灵、或淡远的传神之作。他的山水诗关于着色取势，如“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积雨辋川庄作》）“雨中草
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辋川别业》）“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新晴野望》）
王维的山水诗关于结构画面，使其层次丰富，远近相宣，乃至动静相兼，声色俱佳，更多一层动感和音乐美，如“松含风里声，花对池中影”（《林园即事寄舍弟》）“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送梓州李使君》“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汉江临眺）“草间蛩响临秋急，山里蝉声落暮悲。（《早秋山中作》）又如《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有远景近景，仰视俯视，冷色暖色，人声水声，把绘画美、音乐美与诗歌美充分地结合起来。王诗的画境，具有清淡静谧的人性特征。如《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幽静的竹林，皎洁的月光，让诗人不禁豪气大发，仰天长啸，一吐胸中郁闷。而千思万绪，竟只有明月相知。
神韵的淡远，是王维诗中画境的灵魂。《鹿柴》云：“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诗中着意描写了作者独处于空山深林，看到一束夕阳的斜晖，透过密林的空隙，洒在林中的青苔上，在博大纷繁的自然景物中，诗人捕捉到最引人入胜的一瞬间，有简淡的笔墨，细致入微地给出一幅寂静幽清的画卷，意趣悠远，令人神往。
2.情景交融，浑然天成。
王维山水诗写景如画，在写景的同时，不少诗作也饱含浓情。王维的很多山水诗充满了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生活情趣，表现自己的闲适生活和恬静心情。如《田园乐七首》其六曰：“桃红复言宿雨，柳绿更带青烟。花落家僮未扫，莺啼山客犹眠。”《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曰：“寒山转苍翠， 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在优美的景色和浓厚的田园气氛中抒发自己冲淡闲散的心情。还有如《渭川田家》：“ 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 怅然吟《式微》。”从细微处入笔，捕捉典型情节，抒发无限深情。
王维写情还多言及相思别离和朋友间的关怀，慰勉之情。在《淇上别赵仙舟》一诗中写道：相逢方一笑，相送还成泣。祖帐已伤离，荒城复愁入。天寒远山净，日暮长河急。解缆君已遥，望君犹伫立。浓郁深情，扦面而至。
王维诗歌中借景寓情，以景衬情的手法，使他写景饶有余味，抒情含蓄不露。如《临高台送黎拾遗》：“相送临高台，川原杳何极。日暮飞鸟还，行人去不息。”写离情却无一语言情而只摹景物。《送杨长史赴果州》：“鸟道一千里，猿啼十二时。”既是景语，也是情名，将道路的荒凉之景与行者的凄楚之情融为一体，自然、含蓄而又回味深长。
在王维的诗歌中，有不少采用了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而且往往显得自然流畅，蕴藉含蓄。比如《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关怀体贴之情溢于言表。
王维写情之处妙处还在于对现实情景平易通俗的描写中，蕴含深沉婉约的绵绵情思。其《相思》一篇，托小小红豆，咏相思情愫，堪称陶醉千古相思的经典之作。
王维写情，又多隐喻比兴。如《杂诗二首》：家住孟津河，门对孟津口。常有江南船，寄
书家中否。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已见寒梅发，复闻啼鸟声。心心视春草，畏向阶前生。全篇不著“相思”二字，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句句意深。藉“寒梅”、“春草”喻意，相思之情跃然纸上。
3.诗渗禅意，流动空灵。
与上述相反，王维又有很多诗清冷幽邃，远离尘世，无一点人间烟气，充满禅意，山水意境已超出一般平淡自然的美学，含义而进入一种宗教的境界，这正是王维佛学修养的必然体现。王维的生活的时代，佛教繁兴。士大夫学佛之风很盛。政治上的不如意，一生几度隐居，使王维一心学佛，以求看空名利，摆脱烦恼。
有些诗尚有踪迹可求，如《过香积寺》云：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有些诗显得更空灵，不用禅语，时得禅理。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终南别业》）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酬张少府》）充满一派亲近自然，身与物化，随缘任运的禅机。又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 一切都是寂静无为的，虚幻无常，没有目的，没有意识，没有生的喜悦，没有死的悲哀，但一切又都是不朽的，永恒的，还像胡应麟《诗薮》和姚周星《唐诗快》所评：使人“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此妙诠”。
影响
王维的山水诗大都写于后期，与前人比较，他扩大了这类诗的内容，增添了它的艺术风采，使山水诗的成就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突出贡献。其中，写乡村景物和农家生活的田园诗充满着牧歌情调，表现他闲逸萧散的情趣和恬淡自适的心境。如《渭川田家》 ，《春中田园作》。更多的作品着重写农村美丽如画的风光，《新晴野望》：“新晴原野旷，极目无氛垢。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山居秋暝》写暮雨方霁，山村呈现的美景。王诗中那些描绘大自然幽静恬美的山水诗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如《青溪》：言入黄花川，第每逐清溪水。随山将万转。趣途无百里。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漾漾没菱荇，澄澄映葭苇。我心素已闲，清川淡如此。请留盘石上，垂钓将已矣。
通篇以心照水，用水衬心，物我融成一片，反映一种内在的对美的追求。但有些山水田园诗着力渲染空寂意境与落寞情怀。如《竹里馆》 、《辛夷坞》情走淡薄，旨归静趣。这无疑会对后世山水诗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王维具有多种才艺，不同艺术相互渗透对其诗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以画入诗，使其山水诗形成了富有诗情画意的基本特征。
王诗语言含蓄，清新明快，句式、节奏富于变化，音韵响亮、和谐，具有音乐美。总之，王维的山水诗无论从诗的题材内容，还是诗歌的艺术丰采上都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