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史记》读后感

当细细地品读完一本名著后，大家心中一定有很多感想，记录下来很重要哦，一起来写一篇读后感吧。你想知道读后感怎么写吗？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史记》读后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史记》读后感1

西汉名将李广英勇善战，历经汉文帝、景帝、武帝，立下赫赫战功，对部下也很谦虚和蔼。文帝刘恒、匈奴单于都很敬佩他，但最后被迫自杀，许多部下及不相识的人都自动为他痛哭，司马迁称赞他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公元前119年，李广任前将军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时年李广六十有余。出行前，汉武帝认为李广年老体衰，命运不好，暗授卫青不要让李广与单于对敌。

出边塞以后，由于卫青事先曾抓到敌兵，知道单于的藏身之所，受汉武帝暗托的大将军卫青要自己带兵和中将军公孙敖去捉拿单于，却命令前将军李广和右将军赵食（yì）其（jī）从东路包抄。东路相对较远，又是荒原戈壁，水草缺少，不利大军驻行。李广亲临卫青帐前请求说：“我是前将军，理应冲锋在前，如今大将军却命令我从东路包抄；况且我从少年时就多次与匈奴作战，今天终于得到一次与单于对敌的机会，我愿做前锋，与单于决一死战。”

怎奈卫青一意孤行，最终没有答应李广的请求。李广忧怒异常，愤而领军与赵食其合兵从东路出发。进入荒原之后，由于部队没有向导，结果大军在茫茫荒原上迷路了。而更为扼腕叹息的是，卫青与单于交战后，虽然击退单于大军，但是并没有俘获单于。

卫青公孙敖只得收兵，归途中才遇到了赶来支援的李广和赵食其。

后卫青派长史询问李广和赵食其迷路的原因，并要给汉武帝上书备述军情，李广愤而拒答。卫青又责令李广军中人员前去受审。李广说：“他们没有罪，是我自己迷路的，我自己到大将军帐前受审对质。”

到了大将军帐前，李广说：“我少年从军，与匈奴大大小小对战七十余次，现在有幸随大将军征讨单于，可大将军却把我的部队调去迂回包抄，最终又迷失道路，难道不是天意吗！”李广一生刚烈，仰天长叹：“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愤而拔刀自刎。

李广死后，军中将士无不为之痛哭流涕，甚至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不论和李广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为李广叹息落泪。《史记?李将军列传》是这样描述李广之死的：“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

李广之死，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卫青分工有误、并推卸责任所致。作为前将军，李广勇猛无比，且与匈奴多次交锋，作战经验丰富，理应冲锋在前，而卫青却将他作为替补队员处理；李广迷路贻误战机，虽自身存在很多失误，但卫青几次三番威胁李广要将军情备奏汉武帝，李广不堪与京师文官对簿公堂，愤而引颈自刎。一代名将，落得如此下场，可叹可悲！

生活中，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个公司一个企业亦然：员工要有做好本职工作，为企业创造效益的责任；领导干部要有运筹帷幄、指挥有方的责任。每个人扮演的角色不同，所承担的责任也就不同。但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要让公司得到更好的发展，员工得到更好的待遇。

现实生活中，也有少数领导干部事业心、责任感不强。有的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对工作敷衍应付、得过且过；有的遇到矛盾绕道走、碰到困难往后退，该抓的不抓、该管的不管、该改的不改，满足于当四平八稳的“太平官”。

“干事难免会出错，但不干事百分之百地错。”一个没有责任意识的领导干部是不称职的`领导干部，一个缺乏责任感的领导干部也得不到群众的认可和组织的信任。

正人先正己，做事先做人。责任不仅是一种爱岗敬业的精神，更是一种敢于担当的品质。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只有敢于担当，不回避矛盾，不推卸责任，才能凝聚人心，带头创先争优；只有勇于负责，展现自我价值，实现理想人生，才能把干事创业作为自己的天职；只有知人善任，提高履责能力，优化责任分配，才能努力创造出无愧上级和群众重托的业绩。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史记》读后感2

读《史记之孔子世家》有感——流水人生

孔子说：“仁者爱山，智者乐水。”仁者何以乐山，智者何以乐水？山水是天地自然的象征，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和万物栖息之所；是仁者对生命的寄托，是智者对自然的依恋。这是孔子对天人相结合境界的最高体验。孔子的一生追求仁，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仁者，但是他更是智者。因为他更钟情于水。

孔子观赏东流的水，子贡问道：“君子只要看见大水都要观赏，原因是什么？”孔子答道：“因为大水流动永不停息，而且滋润世间万物却不自认为有功，就像人的德行一样。水有时在低处流动，有时在高处流动，这都有其遵循的规律，就像人的仁义一样。大水浩浩荡荡，永不枯竭，这就像人的道德一样。水流向百仞高的大山中而不惧怕，这就像人的勇敢一样。装满了却用不着用盖子削平，这就像人的正直一样。水的柔弱无所不至，就像人的明察一样。水从源头必定流向东方，就像人的志向一样，所以君子看见了必定要观赏它。”孔子用滔滔江水比做人的德行，勉励我们进德修业应像奔流不止的河水昼夜不舍，永不停息。这不仅体现孔子的智慧，而且不也暗示了孔子的一生如流水一般吗？

孔子一生仕途不顺畅，如流水般曲曲折折。孔子35岁去齐国，见到齐景公。由于受大臣晏婴的阻止，没有得到齐景公的重用，37岁返鲁。孔子从51岁起，先是做了鲁国得县官，后来官至鲁国的最高法官，并代理丞相。可是只有三个月的功夫，由于鲁王不听他的意见，孔子只好辞职，离开鲁国。在55岁到68岁这14年间，奔走列国：在齐国受到排斥，在宋国、卫国遭到驱逐，在陈国、蔡国之间遭受厄困。于是又返回鲁国。

社会现实却是让人痛心。周王室统治微弱，“礼崩乐坏”，诸侯纷纷崛起，伦理秩序失控，社会纲常紊乱。孔子想到自己的先祖弗父何禅让君位，正考父曾接连辅佐宋国三公，父亲叔梁纥勇猛震三鲁，母亲颜徵含辛茹苦地教育培养自己。孔子叩心自问：自己为什么不能像传说中的盘古一斧劈开混沌的世界，令天地分开、泾渭分流？为什不能像文武周公那样文治武功，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太太平平？自己虽没有君王之位来施展政治抱负，也没有威武之师可以征伐世上邪恶，但是自己有知识、有智慧，可以用教育开启人的心智，用“六艺”来培养“上事君以忠，下使民以惠”的贤臣，改造这种“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实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太平盛世。于是孔子不怕困难，如流水般，坚持自己的信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他下定决心，走上杏坛，传先王之道、授六艺之技、育天下之才。

哀公三年，孔子当时60岁。孔子周游列国到宋，和弟子们在大树下“习礼”。桓魋扬言要杀孔子时，砍倒大树。弟子们让孔子快跑。孔子却安慰弟子们，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之后，孔子以及他的弟子们秘密地离开宋国。等到桓魋得知孔子师徒出行的消息，派兵追赶时，孔子一行早已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中。孔子师徒先后来到新郑。当时孔子风尘仆仆、疲惫不堪，非常狼狈。子贡等人四处寻找孔子。有一位老人对子贡说：“东门有个老头，长相不凡。脑门子像尧帝，脖颈似尧时的名法官皋陶，双肩类似郑国大夫子产，腰以下不及禹三寸，脊背微曲，又瘦又乏，累若丧家之犬。”子贡见到孔子后，便把老人的话学给孔子听。孔子听后，见大家失魂落魄的模样，不禁大笑，说：“说我形状像贤相，那可不敢当。说我像一只丧家之犬，倒是很像，很像！”像这种坦坦荡荡、从容不迫地对待挫折、坚持自己的信仰，孔子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最后，假如将孔子和庄子相互比较的话，在主观上，我更向往庄子那样逍遥自在的精神境界；但是在客观上，我更提倡孔子的处世智慧。尽管孔子曾提出“刑不上大夫”这一不平等的法律。但人生孰能无过？孔子还是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孔子的思想包含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为人处世的智慧，给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如流水不绝，激励着万代子孙。

《史记》读后感3

我在课余时间看了货殖列传，在该列传中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史记中影响最深刻的是，两大著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圭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关系指的是，人们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在供给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东西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凌通认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商品的供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益。在两位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在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这是商业和投资的基本规律也是凌通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的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