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与阮籍的命运

导语：健康七子中，最负盛名的当属嵇康与阮籍，可是他们最终以悲剧收场。下面是本站小编收集整理的相关资料，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在正始文人中，“竹林七贤”最具代表性;在文学创作上，阮籍与嵇康则是成就最突出者。

阮籍与嵇康是正始中期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但是由于他们二人个性的差异，二人的命运却有所不同。阮籍以至慎而得以善终，嵇康则因刚肠疾烈而惨遭杀害。我们可以从比较中看出二人个性与文学的不同。

阮籍字嗣宗，生于建安十五年(210)，卒于魏景元三年(263)。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阮瑀死时，他才三岁。十一岁时，曹丕代汉即帝位，三十三岁时，他曾应太尉蒋济辟，做过很短时间的尚书郎，便以病免，三十八岁时曹爽又召他为参军，他又托病没有应召，两年后，曹爽被诛，当时附曹爽的文人多被杀，他因而幸免，“时人服其远识”(《晋书·本传》)。而到了四十三岁，他又作了司马师的从事郎中，被封为关内侯，徙散骑常侍候。其间又作过十年的东平相。司马师死后，司马昭掌权，又继任司马昭的从事郎中，晚年(53岁)又求为步兵校尉，后世因称其为阮步兵。在他死后两年，魏主正式禅位于晋。在他死前，晋魏代禅已成定局，因此，他的一生可说经历了两次十分残酷的“禅代”斗争，这些对他的思想与创作都产生极深的影响。

阮籍的一生，从思想上说是苦闷的一生，他始终徘徊于高洁与世俗之间，依违于政局内外，在矛盾中度日，在苦闷中寻求解脱。少年时的阮籍是颇有壮志的，“籍本有济世志”(《晋书·本传》)，比如，他曾登广武城，面对楚汉古战场，发出“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慨叹，表现出目空古人的少年英气。但是随着政局的变化，他那种期待建立功名的热情便消歇了，特别是在高平陵事件后，司马氏父子相继把持朝政，残酷地屠杀异已，实行高压统治，给他的思想以极大的影响。在这一高压政治背景下，他最大的苦恼在于如何能够全身远祸。应该说，阮籍从司马氏父子一系列地杀戮事件中，对司马氏凶残面目已有深入地了解，对于司马氏用卑劣手段手段攫取政权的行为也是十分痛恶的，但为了全身，他又不敢明确表示反对，而这时他在士林中令名已著，司马氏对他倍加注意，这更加使他处境维艰。阮籍一生的行为表现，其根源即在于此。因此，一方面，他对于时事政治问题表态十分谨慎，口不臧否人物，比如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开一言，自以不能测，司马昭曾说：“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但另一方面，他对司马氏集团的礼法之士却极为蔑视。在生活方式上因而常常表现为放浪形骸，遗落世事，嗜酒成癖，对此《晋书·本传》多有记载。比如，母亲去世，他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他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声。等到葬母时，他食酒肉不辍，而临决之时又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吐血数升。裴楷往吊，他则散发箕居，醉而直视。他又善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相对。嵇喜来吊，他白眼相对，嵇喜不怿而退，而弟康闻之，乃齎酒携琴来造，却报以青眼。司马昭曾为子向籍求婚，他大醉六十日，不得已而止。除此之外，他在他的诗文中对礼法之士也大加挞伐，猛然抨击。他的这种表现自然引起了礼法之士的仇视。“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

阮籍身上所表现的至慎与越礼，实在是一对矛盾。司马氏是提倡名教的，但对阮籍却能容忍，也是一个矛盾。究其原因，阮籍在政治上的至慎，口不臧否人物、议论时政，便对现实政权没有威胁，而他对礼法的蔑视，则多属伦理道德范畴，对司马氏政治亦无大害，对此，司马氏是看得很清楚的，加之阮籍在士人的声誉，杀之不仅无益，反而带来杀名士的名声，这就使得阮籍在乱世中得以全生，但其内心却是十分苦闷的。

如果说阮籍是正始文人中苦闷的代表，那么嵇康则是悲剧的典型。

嵇康字叔夜，生于黄初五年(224)，卒于景元三年(262)，他是曹魏的女婿，曾任中散大夫，后世因称嵇中散。与阮籍的“口不臧否人物”不同，嵇康的'性格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晋书·本传》曾记载他是“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他的《家诫》也曾告诫儿子“宏行寡言，慎备自守”，但这只是他的玄学思想修对自己性情的一种约束，在实际上他却做不到。在现实中，他的是非之心是十分明确的，对丑恶现象往往加以愤激的斥责。他与阮籍的分别即在此。尽管他与阮籍都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但阮籍却能在现实的冲突中虚与周旋，他则不同，他是一个感情极热烈的人，而且对于生活的态度又极认真，这就使自己完全与世俗社会对立起来。据说钟会去见他，他不为礼，遂引起了钟会的嫉恨。但直接导致他被杀的则是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山涛从吏部郎转迁为散骑常侍，举荐他以自代，希望他放弃与司马氏对抗的立场，但他却作此书断然拒绝，并与之绝交，表现出决不屈服的态度。文中提出自己不能就职的原因是所谓“七不堪”与“二不可”，对山涛以及依附司马氏集团的毫无操守者多所讥刺，特别是文中宣称自己“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直接击中司马氏的借名教以篡权的要害，因此，他的被杀便成为必然了。恰巧此时吕安为其兄吕巽所诬，他被牵连进去，司马氏便以“乱群惑众”的罪名将他杀害。嵇康尽管为司马氏所不容，但他的人格魅力却引起了众多士人的崇敬。在临刑之前，京师三千太学生曾上书为之请命。但这却反加速了他的悲剧结局，因为司马氏之杀嵇康，实际包含着打击名士，给予警告的意味，嵇康在不自觉中成了当时名士们对于司马氏势力不满情绪的代表，因而他也就为当时士人悲剧的典型。

阮籍与嵇康在个性与处理态度上的不同，也影响了他们作品面貌的不同。

阮籍的代表作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如果说阮籍的一生是苦闷的一生，那么他这八十二首《咏怀诗》就是他苦闷的象征。阮籍的苦闷在作品中的表现之一，便是他对人生的感慨，他感慨时光的飞逝，人生的短促，以及无法挽回这短促生命的深深的忧伤。其次则表现为对世俗礼法之士的厌恶，这与他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态度有关。其三则表现为对理想的人生境界的追求，这实际上是他在现实中苦闷而不可解脱的另种表现形式，即通过幻想的境界来摆脱世俗的污浊。

嵇康的诗歌与阮籍不同。嵇康在生活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意义在于他把庄子理想的人格境界从哲学境界变为诗的境界。庄子的坐忘，在他诗中成为一种优游容与的诗歌境界，其《赠秀才入军》十八首其十四中“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即是这种境界的典型。

在艺术上，阮籍将集《诗经》《楚辞》与汉魏诗的比兴集大成，以多种比兴构成完整意境。他的比兴是将象征手法和寓意的不确定性结合，从而形成了“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的特点。嵇康则由于其个性刚烈，诗风以峻切为特征。在体裁上，阮诗以五言诗的创作卓然名家，而嵇诗则以四言诗成就最为突出。

阮籍与嵇康的散文都有突出的成就，为魏晋散文的代表。阮的散文代表作为《大人先生传》，嵇的散文代表作为《与山巨源绝交书》、《声无哀乐论》等。